读过《大学》的人知道，《大学》含经与传两部分，经文的内容朱熹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文后面是传文，也就是后儒对经文的解释与发挥。朱熹认为传文的作者是曾子。应该说，传文的解释与发挥，未必完全符合经文原义，但对读者理解经文还是大有帮助。由于其思想的深邃，传文本身也成了经典的一部分。可是，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会发现，《大学》原文里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修身”以及再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传文，而排在前面最要紧的两条即“格物”“致知”却没有传文。今天人们看到的传文是宋儒朱熹在作《四书集注》时补作的。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说“格物”“致知”是“最要紧的两条”呢？

仔细看一下经文就会明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里明确告诉人们，外王以内圣为基础，修身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修然后才有家齐国治天下平。而要修身，必须有正心诚意的功夫，但要做到意诚心正，根本在于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的重要性，或者说作者对格物致知的注重，可以说是再突出不过了。所以我们说“格物”“致知”是“最要紧的两条”。

但恰恰是这“最要紧的两条”，没有传文，没有相关的解释与论述，而其他条目却一个不拉都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推测，“格物致知”没有传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断简。古代的书是由一片片的竹简组成，在流传过程中一旦贯穿竹简的绳子断掉，竹简散落，丢失，一些文字就丢失了。这就是所谓“断简”。

但为什么断简断的这么特别？丢掉的部分不多不少，正好是最为要紧的两条，而不是别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断简”之说大概率只是一种臆断，与实际并不相符。

有人会问，如果说不是断简，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格物致知”为什么没有传文？

我们的判断是，“格物致知”原本就没有传文，没有解释。

原因是两个字：保密。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认识。传统文化之所以叫传统文化，就是因为它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由一代又一代的人悉心保护、继承才得以存续不绝，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财富。这种传承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一些传统文化能穿越时空、历经千年而不绝？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可以用三个定律来加以说明：第一个定律我们叫它“需要定律”。我们知道，一种商品，要受到人们的欢迎，首先它必须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帮助人们解决某些问题，一旦丧失这种功能，人们便不再需要它，它便会“寿终正寝”。一种技术也是这样，比如说过去传下来的补锅补碗的技术，现在没有人再需要，便自然消失了。不同形式的文化也不能例外。第二个定律我们叫它“势能定律”。比如说，长江黄河，为什么源远流长？因为它们发源于青藏高原，从那么高的海拔由西向东流注下来，具有强大的势能，所以滚滚滔滔，势不可挡。好像一套输水系统，它有很高的水塔，或者足够大的压力，所以能把水送到远处，高处。同样，那些能传之久远的文化，必定具有强大的势能。比如中国的儒道释三教，从古至今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的起点很高，三教的创始人都是人类的顶极代表，他们的智慧与道德远远超出普通大众，所以能受到世世代代无数人的景仰，因此他们的教化才能流播久远。

但仅仅这两条还不够，古代圣者的思想、学术，特别是他们的道统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泽被后世，必须有一个管道，一个现实的系统才行。我们再拿输水系统做比，假如要把某水源的水输送到远方，除了水源要够高，压力要够大，还要有什么？要有合理铺设的管道，而且管道必须很好的衔接，不能让水随便跑漏，到处漫流，否则，水都浪费了，远方的人根本用不上。同样，高等级的文化、智慧要传之久远，必须有相应的传承系统，一旦系统故障，传承断绝，这种文化便会僵化，死亡。我们把这个定律叫它“管道定律”。这种传承的管道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精心维护，接续，古人是怎样做的呢？

为了保证文化的延续，古代的学派大都是封闭式运作，就是说他们都有自己的秘密传承，并不是什么都对外公开。传承的核心内容一般来说包括特定的方法以及口诀，传承的方式是由本门一代又一代的掌门人向下一代口传，只对门内，不对门外。比方说同仁堂这样的百年老店，它之所以能兴旺发达，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缘，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有自己的绝活，某些方药，从配方比例到炮制，都是独家特有的，“关键技术，密不外传”。这是古代的专利保护机制。古人虽然没有专利法，但保护专利的意识早就有了。

这种秘密传承一方面有保护专利的意义，但又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专利，对于象儒家道家这样的学派而言，秘密传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道统的神圣性与纯洁性，避免它遭到轻视与亵渎，防止它受到污染掺杂与破坏。因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人是不会珍重的；而随意传播的信息很容易走样变形。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所以真正的道，不是满大街随便叫卖的东西，它只能给适当的人才有意义。好比国家机密，不可以随便放在网络上，报纸上。

所以从古到今，有许多学派，他们都有严格的传承规矩，入门者都会被要求作出神圣的承诺，遵守规矩，保守秘密，决不“传之匪人”。“匪人”就是不合乎条件的、未经过筛选的人，凡品行不端，不能持守戒律，不尊师重道的人，都在匪人之列，这样的人不允许进入团队，成为门徒。比如在佛陀时代，你要成为佛陀的入门弟子，就必须皈依三宝，持守戒律。在许多学派中，还有重要的一条是，为了保密，“关键技术”与“口诀”禁止形诸文字，只可内部口传，不可外泄。

我们知道有的家族有“祖传秘方”，世代传承，为了保护专利，甚至规定只传儿媳不传女儿。我们也听说禅宗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规矩。在《坛经》中，我们看到五祖对六祖半夜传法，要用袈裟遮上窗户。

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提示，传统文化是如何运作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格物致知”为什么没有传文。

但作《四书集注》的朱熹显然并不这么认为，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如今天的许多学者一样，他们以为，只要有足够的学问，通过说文解字，就能读懂古人的经典。这也难怪，有些书也确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朱熹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就是给“格物致知”做了一个补传。

人们知道，《大学》《中庸》原来是《礼记》中的两篇，到了宋代，才被二程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一处，做为教材。到了南宋，朱熹作《四书集注》，从此才有“四书”之名。朱熹的这个注在当时就广为流传，从现象看，对儒学的弘扬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元代，《四书集注》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书，也成了士子求取功名利禄的考试书，一直到明代，前后近六百年间，这部书被无数的读书人朝夕诵读，其影响之深远可以想见。

但朱熹到底是儒家的功臣还是相反？《四书集注》到底是加深了人们对儒家学说的理解还是误解？其实是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朱熹补作的“格物致知”的传文：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

以朱熹的意思，“格物”就是穷究事物之理，“致知”是穷究事物之理后获得知识。通过对种种事物的透彻理解与认识，最后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就是格物致知。朱熹说：“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在一般人看来朱熹的解释好象合情合理，没有什么不对，大家不也都是这么认为吗？

殊不知，我们今天之所以这样认为，就是因为朱熹的这个解释，千百年来，代代相传，大家都被洗脑，习非成是，再也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对了。

那有人会问，朱熹的解释到底哪里不对？

我们知道，孔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一以贯之的意思是大道至简，而不是支离破碎，它有一个根本的东西，一贯到底。孔子说过“吾少也贱，多能鄙事。”自己小时候穷困，所以学会许多小技能。然后他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意思是君子并不是一定要学各种知识和技能。孔子还说种庄稼我不如老农，种菜我不如老圃。

可是，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这谈何容易？世间的事物无穷无尽，知识也无穷无尽，哪里是个尽头？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则殆矣。”人生不过百年，七十已经是古来稀了，太小还不懂事，长大又要养家糊口，人一生能学多少东西？哪能把天下的事事物物表里精粗都搞明白？

再者，泛泛地去研究事事物物，怎么能达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考察，这两者之间都不能说是因果关系，甚至根本就南辕北辙。因为研究事事物物，是外求法，而要体认心的本体，则必须反身内求，断没有向外驰求而能明心见性的道理。所以，这样的“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修身完全不在一条道上！

《大学》经文里分明说，“欲修其⾝者，先正其⼼；欲正其⼼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后知⾄，知⾄⽽后意诚，意诚⽽后⼼正，⼼正⽽后⾝修”。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之间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就是通过格物才能致知，通过致知才能诚意，通过诚意，才能正心、修身…一环扣一环。诚意的意思《大学》传文解释为毋自欺，如讨厌恶臭，如喜欢美色。许多人会在这里发蒙，因为理不顺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实际上诚意的核心是让自己的心专注，专一，不散乱，这样才能纯净，无杂染，不是整天东想西想，乱七八糟，这和“知止而后能定”的定是一致的。所以《中庸》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正心是纠正自己的心，让它光明正大，没有偏私，邪曲，乖戾，悖谬。如果把格物泛泛理解为研究事事物物，把致知理解为研究事事物物之后获得知识，那在这里就讲不通。我们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都可以体会到，一般世间的知识对于诚意正心并没有多少作用，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很聪明，而且论学问可谓渊博，论知识堪称丰富，但就是心术不正，这种人祸国殃民的能量比普通的街头无赖不知要大多少倍。

所以说，朱熹的解释不符合《大学》的精神，那样的治学路线不是“大人之学”，不是内圣之道。

朱熹的这个补传，属于典型的望文生义，胆大妄为。（我们这样说不是对人，只是对事）。自古以来，孔孟之道代表着一种崇高伟大神圣的人生境界，可是被朱熹这么一解释，一下子从九千六百米的高空拉到了地面。孔孟之道变成了程朱理学，儒家只剩了一个神圣的外壳，内部却被彻底世俗化了。

所以朱熹的思想在当时就遭到陆九渊的批评。陆九渊认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教人“先立乎其大者”，“发明本心”，而不是去没完没了的研究事事物物，或寻章琢句。他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和他的哥哥陆九龄与朱熹曾在江西鹅湖会面，就彼此在学术上的分歧展开讨论，这就是儒学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会上一个重要议题是“为学之道，教人之法”。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记载这样说：“论及教人，元晦（即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在这次会上，陆九龄曾作诗一首表示自己的观点:

“墟墓生哀宗庙钦,斯人千古最灵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

简易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

    全诗的意涵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我们只看第三联，即五六两句，诗中的“简易功夫”正是陆氏兄弟强调的治学要领，这是《易传》中的古圣心法，也是《大学》“格物致知”的精神；而“支离事业”，则是直指朱熹治学思想的痛点。

  今天有不少学者认为，朱熹与陆氏兄弟两种不同的治学思想各有道理，不必是此非彼。这样说似乎很公允，中道，实则脱离了问题的背景。要知道，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在哪里，换言之，是在讨论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大学之道的关键如何把握。或者干脆说，就是如何才能破迷开悟，超凡入圣。《大学》巳经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是朱熹把“格物致知”作了那样的解释，纯属知识层次的探求，与内圣外王可谓驴唇不对马嘴。

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朱熹对《大学》乃至整个儒学的误解，不是因为他学问不够好，更不是他有意曲解古人，而是因为儒家的道统断绝已久，如韩愈所说，孟子死后，儒家的道统就失传了。朱熹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承，他得到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道”从来就不在书本中。庄子说：圣人的书，也只是圣人留下的糟粕。因为如果没有传承，人们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圣人的书。

到了明代，王阳明接过陆九渊的心学旗帜，继续批判朱熹的治学思想。因为朱熹人虽然死了，但他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每一个读书人，《四书集注》是国家指定的教材，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孔孟之道被程朱理学悄悄的取代了。王阳明知道，要复兴真正的儒学，就必须让人们认识到朱熹的问题。而“格物致知”就是突破口。

对于格物致知，王阳明一开始是相信朱熹的解释的，他“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并亲身实践格物之说，《传习录》记载他曾与友人“亭前格竹”，连续七天七夜坐在亭子里观察竹子，但最终一无所获，却大病一场。所以王阳明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产生了怀疑。这或许是一种戏剧化的表达，王阳明思想的形成，肯定不会是这么简单。那王阳明是怎么理解格物致知的呢？他说“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谓之物”，他把“物”界定为心意所关注的对象、事物，它们与私欲及不正当的念头相互关联，蒙蔽了人心的良知，而“格物”中的“格”王阳明理解为革除、去除之意，这样一来，“格物”便有了格除私欲妄想的意思。所以王阳明的“四句教”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知”在朱熹看来是获取知识，而王阳明则认为是“致良知”，就是回复人本来具有的良知良能。良知良能一旦恢复，做子女的，自然懂得孝敬父母，做臣子的自然懂得忠于君主，为国效力，面对不同的情况，人都能作出应有的适当的回应，这就是“致知”，“致良知”的意义。

我们必须承认，王阳明比朱熹进了一大步，他把注意的焦点从外在的事事物物转向了内在的心体，抓住了修学的主脑。这样一来，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就搭上了关系，逻辑上顺当多了。

但是，王阳明所理解的“格物”之“物”，还是泛泛的，不确定的，私欲也好，妄念也罢，世间的每个人，除非大圣高贤，都很难没有，而且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如果把格除物欲做为修学的起点，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因为欲望的力量常常大于理性，好比驯服一匹野马，野马的力量比人大得多，如果一味与野马对抗，人哪里是野马的对手？这样格物，有几个人能成功？

再者，说“为善去恶是格物”，显然有因果倒置之嫌，因为为善去恶是良知的功能，好比说镜子擦亮之后才能照物，一面被尘垢蒙盖的镜子是不可能照物的，同样，被私欲妄想蒙盖的心是“无明”的，良知不得显现，是非善恶常常混淆，怎么能为善去恶？说“为善去恶是格物”，与“物格而后知致”的经文完全对不上号，而且正好颠倒了次序，所以绝不可能是《大学》的原意，只能说是王阳明个人的独创。

（待续）

请看《格物致知的真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