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来，中国有两种隐士。如果他们垂钓，他们就是姜尚和庄周；如果他们耕种，他们就是孔明和陶潜。
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里的垂钓是一种包装，垂钓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以世外高人的模样吸引求贤若渴的当权者，以达到辅佐之并施展才华的终极目标。而庄子在濮水垂钓是真的在垂钓，他享受的是独自一人在清风澈水之间的灵魂的飘渺，对前来打扰他的楚王的使者万分不满。又或者说，这里的庄子也不是真的在垂钓，事实上，真正垂钓的人是以此为生的人，对庄子来说，垂钓也是一种形式，一种将身心融入自然的仪式。
两种垂钓没有高下之分，不过是出世入世的区别罢了。
诸葛孔明“躬耕于南阳，不求闻达于诸侯”完全是姜太公钓鱼的翻版，不同的是姜尚从未说过自己“不求闻达”，而孔明则将隐士的包装做到了极致。其实有机会包装是一件幸运的事，那意味着你知道会有人赏识，你的抱负会得到实现。
隐士不是一开始就追求隐居的。陶潜不是一开始就“带月荷锄”。只有在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包装都找不到一个能跟随的明主的时候，隐士真的沉寂下来，将身和心都放归自然。
正始年间，幼帝尚稚，曹爽和司马懿的斗法愈演愈烈，天下在三国争斗过程中逐渐疲累，也不知该何去何从。这样的政局，这样的时事，造就了竹林七贤。政治是不能谈的，想要入世的人发现世间找不到一个可以追随的人，于是他们自我放逐。山水、烈酒、玄学或者是南山的菊。人淡如菊，隐成洞箫上一抹指痕；弹琴长啸，夜林里惊起了哪一只栖鸟。
魏晋的隐士总是特别多，特别像隐士。轰轰烈烈的三国时候，人们心中还有热血，诸葛孔明式的人物更多，有能力有才华的人集中在英雄身边，用充满希望的诗表达对未来的憧憬。
可是三国还是过去了，两晋时候，明主少，权臣多，北方的少数民族虎视眈眈，南方的国家之内却还是内斗不休。“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是看不上五斗米，也不是高傲到不愿意弯腰，而是不愿意对着明明不如自己、明明鱼肉百姓却依旧位高权重的人折腰。如果入世是这样的结果，如果直钩垂钓在水边坐上三年也等不来文王，那么索性就不要掺和这趟浑水，索性避开。
阮籍向往父亲的时代，然而嵇康已经在刑场上将广陵散弹成绝响。没有目的地的牛车终于走上穷途，唯有长歌当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