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unz.com/author/james-thompson/ 研究智力的专家博客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270739/ Genetics and intelligence differences: five special findings

大家都知道孟母三迁吧，足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与 IQ 高于自己的人交往你就会变得比自己以前更聪明。而且这种进步是会反复加强的，因为你生活中每天都是见这些人，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无限增强的模式。本人就职的第二家公司就是如此，在当时看来是不幸，但现在看来算幸运吧。刚进去那会，在第一家公司里累积的自信一下子被瓦解了，周围都是重点本科，英语八级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整个 TEAM 都非常年轻，主管还比自己小一点，要知道那个时候当主管的都是三十左右，甚至更大的啊，毕业没多久就当主管的也是寥寥无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你周围的人反应力，理解力和全局的掌控力都强于你的时候，大自然的适者生存的淘汰规律就出现了，你要不就完全被拖垮，然后认输离开，要不就要调整自己的节奏去适应这个高强度的运行环境。本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调整了自己经常走神的毛病，应对力和反应力练得越来越敏捷，以前自己是个不怎么爱思考的人，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后来被整个团队影响到遇到问题会多换几种角度想想。当我离开公司的时候自然而然跟我们的 TEAM 成了生活中的朋友，一群三观正，积极向上的年轻人经常聚会交流思想，IQ 怎能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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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uyuyu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786212/answer/2650191170

如果想提高逻辑能力，理解能力，空间能力，心算能力，读取信息能力（例如成语接龙除知识储备以外的那部分能力）等这些硬智力，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在书上，网上能查到的几乎所有方法都收效甚微。
只能从软智力入手:改变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
再就是注意力，记忆力了。

别拿基因当借口 pdf

作者：新吾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786212/answer/2158971902
把人脑比作电脑，从硬件、软件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硬件部分：脑细胞、树突、神经元。

软件部分：思考方式、认知方式、情感。

一般来说，智商越高，脑细胞体积越大，树突更长。树突是神经元连接的部位，树突越长，神经元处理的信息就越多。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科学家提取人类大脑颞叶样本，做实验得出结论：智商偏低的人，神经元传导的电信号频率上升，细胞就会疲劳，信号传导速度会变慢，而高智商者的神经元传导速度，不会受频率影响情况。

什么决定了脑细胞？PLEFA期刊有一篇实验论文，29项研究涉及102944对母子，15项研究涉及25031名儿童。将怀孕期的准妈妈们分为两组，A组吃海鲜，B组不吃海鲜，A组生育的小孩智商明显比B组高，平均高出7.7分。结论：多吃海鲜，能显著提升脑部发育。

吃糖过多，肠道微生物组中副拟杆菌升高，而副拟杆菌的水平越高，记忆缺陷越明显。（Translational Psychiatry期刊的论文）碳水会转化为糖，大量的碳水和糖都会导致记忆受损。结论：吃糖多了人会变蠢。你可以观察一下，身边那些爱喝奶茶的人、饭量大的人，是否确实比较蠢。

每年秋冬季节，都是抑郁症的高发期，因为太阳光照减少，一些人体内的激素分泌异常，轻则情绪抑郁，重则出现生理病变。晒太阳，能减少抑郁，促进正向情绪，提升智商。很多人常年不晒太阳，看着脸蛋挺白，但智商其实非常低。结论：适当晒太阳，身心健康，智商也会提高。

德国科学家对两组小白鼠进行基因检测，低刺激环境中的小白鼠，DNA甲基化水平则下降的更为明显，高刺激环境中小白鼠，随着年龄上升，其DNA甲基化水平下降更少。人老了，大脑性能降低，DNA甲基化，人就会变蠢。高刺激，可以减缓DNA甲基化，让大脑海马体保持年轻，人会更聪明。结论：多接触新事物，智商会更高。

如果硬件已经固定了，例如爹妈比较蠢，基因比较差，你妈怀孕时也没吃鱼，所以让你的脑细胞比较小，还容易疲劳，这时候怎么办？

俗话说，硬件不行，就拼软件。

优化算法。别人有10万元的高配电脑，你只有个普通低配电脑，这时候只有精简系统，去掉一切特效和插件，用C语言、汇编等底层语言写功能，程序运行效率暴增，在很多领域便能吊打高配电脑。人脑也是一样，优化算法，换维度竞争，照样干死聪明人。

那些从小在学校里智商感人、考试无力的学渣，为什么其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能在社会上如鱼得水风生水起？

训练自己的思考方式，其一，少想那些没用的，把有限的精力、有限的智力拿去琢磨那些真正对自己重要的事情。

其二，抓本质和核心，过滤流于表面和大众化的信息，是把自己跟庸人们区分开的最有效手段。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道篇》“智慧出”作“知”，《战国纵横家书》“智能免国”作“知"，后乃孳乳分化而为智字。《释名》：智，知也。智，本义是聪明，才智。引申义有智慧、智谋、计谋、策略、有智慧的人等。然而中国文化传承至今，已经可以对‘智’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

主体有目的的处理事物，可以称之为智（对于人来说，这种目的性主要体现在思维方面）。而旁观者在感知目标对象的这种目的性时，会产生出对方能够处理、有能力处理、或具备相应功能的认知，被称之为能，合在一起即为智能。从信息学的视角来看，‘智’的这种有目的的处理过程也是一种对信息的加工过程，它的加工逻辑来自于对客观规律的提取与运用，而‘能’则是指这个信息处理的结果所产生的驱使作用（能够的意思）。客观规律的提取与运用，也被称之为‘知’（知道、知识、认知），所以智能也可以视为运用知识的一种表现。智能还可以用来泛指各种能力，这其中的‘能’对应着功能，而‘力’则是强调它的力学特征。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事物的发展会依照惯性系运作，而有目的性的处理则会改变事物原本的发展方向，就像是产生了某种作用力。不同的事物（信息）对应的处理逻辑会有所不同，即会具有不同的目的性，有过于简单的，如条件反射般的处理逻辑；也有过于复杂的，由简单逻辑拼接、关联、嵌套、组合出来的处理逻辑，从而可以归类出各种各样的能力，如感知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注意力、号召力、凝聚力、执行力等等。然而归纳总结出来的称谓并非能够含盖全部的能力，这其中就包括那些难以归类的和相对弱小的能力，它们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

能力有类别之分，有大小之分，各种能力之间还可以共存、相依、相辅、相连，甚至是相斥。它们之间的任意搭配就构成了各种各样的智能体。从具备单一功能的自动门，到具备复合功能的自动化生产线；从具备生长、繁殖、适应能力的微生物，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且拥有多种能力的人，这其中也包括由人构成的各种群体，如单位、团体、组织、国家、社会以及人类种族，甚至还包括那些遇到撞击就能够或弹开、或变形、或解体的基本粒子和宇宙星辰。从智能无限接近于零的刚体，到人类的每一种能力的极致进行量化，可以构建出一个全维度的雷达图（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通常只会选取几个相对重要的能力类别），那么集人类全部极致能力的假想人就代表了当前人类智能水平的最高标准，这也是已知物种智能的最高标准，可以暂且称之为标准智能。标准智能会随着人类的探索、挖掘、积累新的知识而不断地得到提升。

在标准智能之下，最直观的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形形色色的智能，由于能力类别太过于繁杂，不便于描述每个人的智能水平，于是无数先辈在总结提升智能水平的方式方法上，逐渐形成了两个标杆——聪明与智慧。通常讲，人的智能水平的提升需要从三个方面做起，它们分别对应着多学、多想和多做，这三者相辅相成。多学+多做可以变得更聪明，多想+多做可以变得更智慧。其中多学，是为了扩大规模；多想，是为了增加关联复杂度；而多做则是为了修正这两者的正确性。聪明以机械思维为主（或称为感性思维），智慧以抽象思维为主（或称为理性思维）。前者体现的是反应速度，后者体现的是合理性。例如：统计学上的男女思维差异。男生偏爱理，多理性思维，女生偏爱文，多感性思维。理科特征是想的多背的少，文科特征是背的多想的少。在处理问题上，男生力求完美，分析推理需要时间，所以反应会慢些，而女生则会在记忆库中迅速找出一个相似的解决方案，并实施，力求反应迅速，所以合理性会差些。如果要想达到既聪明又智慧该怎么办？这就需要双倍的努力！

除此以外，关于智能的分类还有一些是冠以关键能力称谓的分类方法，如语言智能、空间智能、运动智能、人际智能、认知智能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解说了，在构建‘标准智能’时沿用即可。

现在知道了整个智能体系后，我们再来看看那些由人类仿照人类自身设计制造出来的智能体——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自1956年被正式提出后，即被赋予了制造出象人一样智能水平的终极奋斗目标。于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汇聚于此。他们分别从人脑的结构、功能、作用入手，形成了三个主流学派，分别对应着连接主义、符号主义、行为主义。这三个流派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也分别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都碰了些钉子。时过境迁，随着行业热点的不断转移，现在也都有了新的名字，例如：

类脑智能算是连接主义的延续，是80年代末期提出的人工智能设想，他们希望通过研究人类大脑的工作机理并模拟出一个和人类一样具有思考、学习能力的机器人。目前主要依赖两种技术：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代表作：阿尔法狗。

认知智能是从计算机领域中发展出来的，差不多算是符号主义的延续，他们认为实现人工智能要经历三个阶段：计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其中认知智能主要解决的是理解能力和主动思考的能力，目前流行的是三步走计划：1、语言理解；2、分析推理；3、人格情感。代表作：专家系统、语义网、各种的搜索引擎和聊天机器人。

通用智能（AGI）是指具有一般人类智慧，可以执行人类能够执行的任何智力任务的机器智能，它是以通过图灵测试为目标，算是行为主义的延续，目前多停留在学术讨论阶段和仿真方面。代表作：阿西莫、美国的大狗等。

由于这三者的终极目标相同，且相互交叉互有影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限划分。然而由于先天不足，各流派很难做到真正的统一，于是人工智障出现了。

人类大脑是个非常精密的系统，从受精卵发育到成人，无论是先天的神经系统，还是后天的教育培养，其中任何一点点的不足，都有可能会造成弱智产生。例如脑残和心理障碍等等，表现出来的都是能力有所欠缺。人且如此，那么按照人仿造出来的人工智能则更是如此。

要想解决这种问题，其中最简单、也是最经济的方法是强化自学能力，让智能体通过自学来将欠缺的能力补起来，从而实现智能水平的整体提升。智能的强弱是相对而言，只要有了自学能力就可以由弱变强，所以强智能并不是指智能强，而是特指具备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即自学能力，它可以自强，这也是强智能与弱智能唯一的区别。

作者：口袋基因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786212/answer/520518173

如果真是这样，摆在家长面前的两个问题:

1、你会让孩子参加这样的基因检测吗？

2、你想不想知道后天改善孩子IQ的方法？毕竟遗传只能决定IQ的50%！

参考文献：

1、 Neisser, Ulrich; Boodoo, Gwyneth; Bouchard, Thomas J.; Boykin, A. Wade; Brody, Nathan; Ceci, Stephen J.; Halpern, Diane F.; Loehlin, John C.; Perloff, Robert; Sternberg, Robert J.; Urbina, Susana (1996). "Intelligence: Knowns and unknowns" (PDF).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2): 77–101. doi:10.1037/0003-066x.51.2.77. ISSN 0003-066X. Retrieved 9 October 2014.

2、Strenze, Tarmo (2007). "Intelligence and socioeconomic succes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longitudinal research" (PDF). Intelligence. 35 (5): 401–426. doi:10.1016/j.intell.2006.09.004. ISSN 0160-2896. The correlation with income is considerably lower, perhaps even disappointingly low, being about the average of the previous meta-analytic estimates (.15 by Bowles et al., 2001; and .27 by Ng et al., 2005). 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other predictors, studied in this paper, are not doing any better in predicting income,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financial success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by any variable. This claim is further corroborated by the meta-analysis of Ng et al. (2005) where the best predictor of salary was educational level with a correlation of only .29.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the correlation of .23 is about the size of the average meta-analytic result in psychology (Hemphill, 2003) and cannot, therefore, be treated as insignificant.

3、Schmidt, F. L. & Hunter, J. General mental ability inthe world of work: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nd jobperformance. J. Pers. Soc. Psychol. 86, 162–173. (2004).

4、Gottfredson, Linda S.; Deary, Ian J. (2016-06-22). "Intelligence Predicts Health and Longevity, but Wh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 (1): 1–4. doi:10.1111/j.0963-7214.2004.01301001.x.

5、 Handbook of Crime Correlates; Lee Ellis, Kevin M. Beaver, John Wright; 2009; Academic Press

检索反馈机制
复述内容，打通记忆中的卡点，加深对内容的理解、整理、归纳能力
尝试掌握分析的方法和思路

弗林效应（Flynn effect）指智商测试的结果逐年增加的现象。以詹姆斯·弗林命名的。最早提出这现象的人是理查德林恩。在1982年的一期《自然》内，他提出了美国人做智力测验的成绩越来越好。

一般智力由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和晶体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构成的。

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概念最初于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加以区分。流体智力是指在混乱状态中发现意义（新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反之，晶体智力是指应用先前已获得的知识经验的能力。

流体智力在成年初期达到峰值，随后逐渐下降（如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晶体智力则在大半个成年期继续逐渐稳定地增长，直到60岁以后才开始下降。

以我刚刚在网上肤浅的调研，ms流体智力基本是由先天决定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后面在做讨论，而晶体智力则完全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锻炼。由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共同决定了一个人的智力，也就是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Yan Gu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698861/answer/3376465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luid_and_crystallized_intelligence 维基百科 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概念

作者：qqqqqqxf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698861/answer/33777391
PART 1. 基因与智商——总体中横向比较

1.1

事实上，Behavioral Genetics这个学科的学者们对智商的归因有大量研究。

智商是否可以锻炼有两层含义，经过锻炼可以增长跟天天不用会退化。那么可以问题归结为智商是否会由于内外界因素影响而改变（不包括被砖头砸了脑袋……）与其相对的概念是智商100%由基因决定。

智商主要由基因决定，但后天因素的影响也是被证实的。

首先反对认为智商不可锻炼，即智商由基因决定的说法。如果后天没有影响，那么同卵双胞胎的智商应该一模一样啦？Minnesota大学的教授Mathew McGue在他的课程中提到，同卵双胞胎的智商有82%的相关性。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它看起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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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这些点也不在一条线上啦。（DZ为异卵双胞胎，即有约50%的基因相同。）事实上几乎人类所有的表现型都不完全由基因型决定，比如身高这个看起来比智商更应该由基因决定的东西，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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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的相关性而已。通俗来说，如果你的某一项表现型是一个定义在时间上的一元函数，那么基因决定了你的零点（0，y1）,但你的导数是一个跟个人后天努力和基因都相关的函数。也许横向比较的话终其一生你这个f(t)=-1t 也赶不上人家f(t)=exp(t)，但终有一天你可以藐视f(t)=Log(t)！

至于先天（基因）和后天因素各占多少比例，强烈反对各占50%的说法啊！！看起来就很不可信的好像心灵鸡汤里舀出来的鸡骨头一样好吗……“Sources of Human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Minnesota Study of Twins Reared Apart”[1]这篇论文说，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即后天因素不同。由于寄养家庭相似性导致的相关性在这篇文章中也有分析，结论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和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WAIS IQ-full scale[2]的相关性分别为0.69和0.88，置信为0.90。也就是说就算后天完全不一样的话还是有69%的相关性哦~至于各占多少比例，是很难定义的，但先天因素所占比例，从智商这个表现型来看，是绝对不止50%的。

[1《Science》

[2]The WAIS consists of a set of six verbal and five performance subtests that are individually administered, requiring about 1.5 hours, and that yield an age-corrected estimate of IQ.

另外这篇论文很有意思，值得一看。对Behavioral Genetics 感兴趣的话，COURSERA上有这个课程讲得很诱人~如果课程没有了可以私信我要一下视频、课件、课本跟论文。（是不是侵权？！！）

根据大家的评(bu)论（man）补充：

1.2

有人提到，从某种角度来看，基因也决定了后天环境。确实如此，genotype-environment correlation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货主要有三个方面：

Passive: 小孩子的基因跟爸妈肯定像对吧，所以这种家庭中相似的基因更可能提供给小孩有利于发展某种优势的环境。比如说搞音乐的家里总得有点乐器有个好音箱吧，人家家小孩本来就有这天分，还从小听着玩着，就更是风一样追不上了……

Evocative: 当某种特质有所表现之后，身边的人比如爹妈老师朋友对待你的方式都会根据这种特质改变。同上例情况，人家六岁会弹钢琴了天天上台表演，班主任知道了，班里出什么节目不就他上了呗。

Active: 关于主动寻找发展某种特质的机会。

1.3

想看一句话结论的人们好吧我屈服了——

没有假设跟前提的结论肯定错，所以

1.Heritability, 是一个population estimate，并不能应用在推断个体上面，而是用于推断总体参数的。所以讨论智商到底遗传不遗传跟一个人到底智商高不高没有啥关系。

2. 有钱人的小孩智商Heritability比穷人小孩高的多得多的，推断到极限情况，那么可以说如果给一些人在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无限完美，那么他们的智商将由遗传决定。

3. 悲伤地说，就是有钱人的小孩遗传通常也好，能够更大程度有所发展、成就的环境也好，所以看起来（可以理解为类似phenotype）就是老爸老妈很厉害小孩更厉害啦。所以说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流动性几乎要消失了。

注释:之所以有点猥琐地中英文夹杂，实在是我并没有受过中英文对照的教育所以不清楚很多术语对应什么个中文，所以凑合这样吧~

PART 2 智商的改变与流动的时间

作者：ying king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698861/answer/67386150

先亮观点：

反对智商是基因决定的说法

幼儿时期是智商成长的关键

大脑停止发育后，对某一功能，如短时记忆力，速算能力的训练会强化这一单一功能

一.反对基因决定智商的证据1

When a baby comes into the world her brain is a jumble of neurons, all waiting to be woven into the intricate tapestry of the mind. Some of the neurons have already been hardwired, by the genes in the fertilized egg, into circuits that command breathing or control heart-beat, regulate body temperature or produce reflexes. But trillions upon trillions more are like the Pentium chips in a computer before the factory preloads the software. They are pure and of almost infinite potential, unprogrammed circuits that might one day compose rap songs and do calculus, erupt in fury and melt in ecstasy. If the neurons are used, they become integrated into the circuitry of the brain by connecting to other neurons: if they are not used, they may die. It is the experiences of childhood, determining which neurons are used, that wire the circuits of the brain as surely as a programmer at a keyboard reconfigures the circuits in a computer. Which keys are typed, which experiences a child has determines whether the child grows up to be intelligent or dull, fearful or self-assured articulate or tongue-tied,

婴儿的大脑就像是一台新的电脑，只有少部分控制呼吸，心跳，调节体温的神经元已经被基因决定。剩下的几万亿个神经元就像等待被等待安装软件的电子元件。这些神经元日后可能会被用来创作歌曲，做计算，表达愤怒和喜悦。如果某个神经元被使用了，那么它就会与其他已经被“编程的”神经元连接在一起，如果一直未被使用，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神经元就走向死亡。幼儿时代的经历决定了一个人大脑里哪些神经元被使用。就像程序员敲击键盘把代码写入计算机一样，幼儿时代的经历被写入大脑，确定了哪些神经元被连接。所以，这些幼年的经历决定了一个孩子将来的智商。

不管你自己智商有多高或者有多低，都不会遗传给你的孩子。但是你处理问题的方法，说话方式会深刻影响你的孩子。所以，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对家长们有所帮助。积极引导自己的孩子进行思考，记忆。即使你很笨，你的孩子也一样可以超级聪明。

为什么基因只决定了一小部分的智商 证据2

By adulthood the brain is crisscrossed with more than 100 billion neurons, each reaching out to thousands of others so that, all told, the brain has more than 100 trillion connections. It is those connections -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galaxies in the known universe - that give the brain its unrivalled powers. The traditional view was that the wiring diagram is predetermined, like one for a new house, by the genes in the fertilized egg. Unfortunately, even though half the genes - 50.000 - are involved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some way, there are not enough of them to specify the brain's incomparably complex wiring. That leaves another possibility: genes might determine only the brain's main circuits, with something else shaping the trillions of finer connections. That something else is the environment, the myriad messages that the brain receive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emerging paradigm, "there are two broad stages of brain wiring." says 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ist Carla Shatz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 early period, when experience is not required, and a later one when it is.

成人的大脑有几千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将超过100万亿。这些连接给了大脑无穷的能力。传统的观点认为大脑的这100万亿个连接是由基因决定的。不幸的是，即使一半的基因-50000个左右-用来决定这些连接也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促进了另外一个理论的发展，即受精卵中的基因只决定了主要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剩下的几万亿的神经元由其他因素决定。其他因素指的是从外界获取的无数信息。

二.智商培养

1语言的培养

Infants whose mothers spoke to them a lot knew 131 more words at 20 months than did babies of more taciturn or less involved, mothers; at 24 months, the gap had widened to 295 words. (Presumably the findings would also apply to a father if he were the primary care giver.) It didn't matter which words the mother used - monosyllables seemed to work. The sound of words, it seems, builds up neural circuitry that can then absorb more words, much as creating a computer file allows the user to fill it with prose.

话唠妈妈比沉默寡言的妈妈能让孩子知道更多的单词（话唠爸爸也一样）。用什么样的单词和记单词的量没有关系，单音节词对于孩子的语言能力的发展也很有效。这些单词的声音建立起的神经元线路能够吸收更多的单词，就像在电脑里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往里放文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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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学习窗口在10岁之前，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学第二语言，最好是在十岁之前。注意保护孩子的听力，耳朵的疾病会影响孩子的语言能力。

2数学和逻辑思维能力

数学和逻辑思维能力被认为是智商的直观体现，下面来看看如何培养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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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之前是培养数学和逻辑思维能力负区域大脑皮层的窗口期。

负责数学和逻辑思维的大脑皮层在负责音乐的大脑皮层旁边，音乐课对孩子空间思维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具体培养方法：和孩子玩计数游戏，让他们布置餐具，学习一个人一个盘子一个叉子的关系。做上面这些事的时候还可以打开音乐播放器，来一段莫扎特。

三.锻炼你的大脑

Lumosity is a series of games was designed by leading neuroscientists to challenge certain parts of the brain, and it’s backed by

science from Stanford, Cal-Berkeley,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umosity 是一个锻炼大脑能力的网站，包括速记，快速反应，语言能力的小游戏。里面有明确的游戏评分，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训练过很多次之后，你的大脑完成某项任务的评分会越来越高。成就感是促进智商锻炼的良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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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用过一段时间免费的训练。

自控能力

如果你的无聊时间比较多，在点开肥皂剧，和游戏之前，不妨停下来10秒钟，放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那些被你拖了很久的作业和任务会不住的在你的脑海里翻滚，叫嚣，提醒你要完成他们。大部分情况下，我会停下那些娱乐项目，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提升自控力是训练智商的必要因素。

链接：

http://www.lumosity.com/

参考文献：

SHARON BEGLEY, Your child's brain, newsweek magazine.

作者：dr又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698861/answer/33752274

[1] Neisser, U., et al. (1996). Intelligence: knowns and unknow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2), 77.

[2] Jones, H. E., & Bayley, N. (1941). The Berkeley growth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167-173.

[3] Deary, I. J., Whiteman, M. C., Starr, J. M., Whalley, L. J., & Fox, H. C. (2004).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intelligence on later life: following up the Scottish mental surveys of 1932 and 1947.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6(1), 130.

[4] Franić, S., Dolan, C. V., van Beijsterveldt, C. E., Pol, H. E. H., Bartels, M., & Boomsma, D. I. (2014).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Stability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Twin Research and Human Genetics, 17(03), 151-163.

[5] Lyons, M. J. et al. (2009). Genes determine sta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determines change in cognitive ability during 35 years of adulthood.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9), 1146-1152.

http://brainworkshop.net/ Brain Workshop - a Dual N-Back game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contributions to IQ in adoptive and biological families with 30-year-old offspring

Author links open overlay panelEmily A. Willoughby , Matt McGue , William G. Iacono , James J.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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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j.intell.2021.101579Get rights and content

Abstract

While adoption studies have provided key insights into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ial environment on IQ scores of adolescents and children, few have followed adopted offspring long past the time spent living in the family home. To improve confidence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shared environment exerts enduring effects on IQ, we estimated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adulthood IQ in a unique sample of 486 biological and adoptive families. These families, tested previously on measures of IQ when offspring averaged age 15, were assessed a second time nearly two decades later (M offspring age = 32 years). We estimated the proportions of the variance in IQ attributable to environmentally mediated effects of parental IQs, sibling-specific shared environment, and gene-environment covariance to be 0.01 [95% CI 0.00, 0.02], 0.04 [95% CI 0.00, 0.15], and 0.03 [95% CI 0.00, 0.07] respectively; these components jointly accounted for 8% of the IQ variance in adulthood. The heritability was estimated to be 0.42 [95% CI 0.21, 0.64].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for the predominance of genetic influences on adult intelligence over any other systematic source of variation.

Introduction

Cognitive ability tends to aggregate strongly in families, with both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family resemblance. A long history of twin and family studies has found that between 50 and 80% of variance in IQ is associated with genetic factor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ith perhaps 50% attributable to additive genetic factors alone (Hunt, 2011; Polderman et al., 2015). However, this imprecision owes in part to the inclusion of individuals over a wide range of ages, and studies of fully-adult individuals have found a heritability of intelligence closer to 0.80 (Warne, 2020). While these estimates are largely derived from twins and parent-offspring pairs, adoption studies have the ability to more precisely disentangle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sources of variance, as adopted individuals share all of their rearing environments but none of their genetic variance with their adoptive families (Plomin, DeFries, Knopik, & Neiderhiser, 2013). For this reason, researchers consider adoption to b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ways to test for the presence of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Horn, Loehlin, & Willerman, 1979; Plomin & DeFries, 1980).

Observational studies of adopt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have consistently fou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f their rearing environment on their developing IQs. The role of the rearing environment can be examined both through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Qs of adopted individuals and their adoptive family members and throug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IQs and those of their biological relatives remaining in their original rearing environments. Since samples of adopted individuals with known biological parents are rare, much of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comes from correlations between adoptive relatives; however, several studies looking at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adoption have found consistent results. For example, a meta-analysis conducted by van Ijzendoorm, Juffer, & Poelhius, 2005 reported that adoption generally improves the IQs of children relative to their biological parents. One such classic study found a mean increase in IQ of adopted-out children relative to their birth mothers roughly equivalent to 13 points after correcting for the Flynn Effect (Flynn, 1993; Skodak & Skeels, 1949).

The question of persistence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in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the rearing environment on IQ, especially since other types of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a “fadeout” of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over time (e.g., Protzko, 2015). Kendler and colleagues have used a cosibling control design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he rearing environment on IQ in a sample of 436 adoptive-biological sibships (Kendler, Turkheimer, Ohlsson, Sundquist, & Sundquist, 2015). These male, 18–20 year old adopted Swedish conscripts showed a mean gain in 4.41 IQ points relative to their biological siblings, who were raised by the original biological family. This finding, which they replicated in a larger sample of half-sibs (with a mean gain of 3.18 IQ points associated with adoption), is a strong indicator that IQ can be, to some extent, affected up to late adolescence by the family environment.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from the classic cross-fostering study of 14-year-old French children by Capron and Duyme (1989).

Studies such as these do suggest that although this effect is small relative to the genetic effects on IQ, it is not zero; however, the size of this effect diminishes substantially after adolescence. Sandra Scarr, a pioneer of modern IQ adoption studies, was perhaps the first to note this fadeout phenomenon (e.g., Scarr & Weinberg, 1978). With respect to the tapering correlations in IQ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adoptive parents as the child matured, observed in the Minnesota Adolescent Adoption Study, Scarr & Weinberg remarked:

We interpret the results to mean that younger children, regardless of their genetic relatedness, resemble each other intellectually because they share a similar rearing environment. Older adolescents, on the other hand, resemble one another only if they share genes. Our interpretation is that older children escape the influences of the family and are freer to select their own environments. Parental influences are diluted by the more varied mix of adolescent experiences. (Scarr & Weinberg, 1983, p. 264).

Scarr's observation would form the basis of a set of hypotheses regarding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rGE) and its three types of expression: passive, evocative (often referred to as “reactive”), and active (Plomin, DeFries, & Loehlin, 1977; Scarr & McCartney, 1983). While traditional twin and adoption studies of heritable human traits typically strive to estimate how much variation in a phenotype is due to differences among genotypes, Scarr's populariz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is new terminology sought to move the focus onto processes as they occur over time, rather than static estimates at a given time point. Consequently, this exploration has led to many new questions about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and trajectories.

Today,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is widely recognized among IQ researchers, with some authors estimating that its effects might account for up to 30% of the variance in adult IQ (Johnson, Penke, & Spinath, 2011). And while the heritability of IQ gradually increases over the lifespan, research has also shown that this may be explained in part by a concordant increase in act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Haworth et al., 2010). A continuous increase of act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over the life course may also explain the high genetic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hood and adult IQ inferred from biometrical studies and GWAS in the simultaneous presence of the increasing heritability of IQ (Briley & Tucker-Drob, 2013; Sniekers et al., 2017). Pass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by contrast, occurs necessarily in the presence of parental effects, but can be inflated by mechanisms unrelated to parental involvement. For example, it can sometimes be induced by 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 (Balbona, Kim, & Keller, 2021). In biological families, pass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driven by the parents can manifest in a number of ways. For example, a child may inherit from her parents both genes for high verbal ability and access to the means to use this ability—such as encouragement in learning to read by her highly verbal parents—which may increase the child's verbal ability over time.

A formalization of this notion is a path model with directed edges going from the parental phenotypes to the phenotype of their offspring (Fig. 1). Models of this type were proposed by Eaves (1976) and Cloninger, Rice, & Reich, 1979 among others. If the phenotype is verbal ability, say, then a nonzero path coefficient means that a highly verbal parent exerts a positive environmentally mediated effect on the offspring's own verbal ability. This mechanism results in pass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because offspring receiving genes for a particular level of ability also tend to be raised by parents providing an environment with correlated effects on ability (Fig. 1). In a study of both biological and adoptive parent-offspring sets, one can use biometrical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extent of pass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induced by this mechanism.

At the Minnesota Center for Twin and Family Research (MCTFR), the Sibling Interaction and Behavior Study (SIBS) has followed a sample of adoptive and biological Minnesota families for nearly two decades. With initial IQ assessments having been conducted when offspring were approximately 15 years of age, the current SIBS assessment wave will comprise the first study of cognitive ability in an adoption sample that includes fully genotyped individuals, one or both parents, and sibling pairs of offspring who now average above age 30, well past the typical rearing period of American families (Dey & Pierret, 2014). With several measures of IQ from both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our central aim was to conduct biometric decomposition to estimate the proportions of heritability, non-genetic familial influence, and gene-environment covariance that contribute to the IQ scores of adult offspring using an adaptation of the extended twin-family design “Cascade” model (Eaves, 2009; Keller et al., 2009).

Although adoption studies are a powerful tool for investigating genetic and non-genetic effects on IQ, they are not without their potential issues. One common criticism of biometrical estimates derived from adoptive samples (e.g., of twins reared apart) is that such estimates are unreliable because adopted offspring may have been selectively placed in their adoptive families based on some perceived similarity to the adopting parents (Loehlin, Horn, & Willerman, 1997). Although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oderate placement effects do not strongly influence parent-offspring correlations (Bouchard & McGue, 1990; Loehlin et al., 1997) and such effects are unlikely to occur in the present sample, who are predominantly international placements with limited information on birth background (McGue et al., 2007), a placement effect for IQ in adoptive families could nevertheless pose a threat to the validity of its biometrical estimates.

We tested for placement effects using polygenic scores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PGS_EA) derived from the largest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to date (Lee et al., 2018). These scores, which were available for approximately 90% of the present sample, are able to predict 11–13% of the variance in years of education and 8–10% in IQ, with which it is highly correlated. In addition to validating the predictive accuracy of PGS_EA on IQ phenotypes in the current sample, parent and offspring scores enable an empirical test of adoption placement for IQ and related phenotypes. We test for the presence of placement effects by comparing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ent and offspring PGS_EA to their theoretically predicted values, which—in the absence of placement effects—shoul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zero in adoptive familie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placement bias and pass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are not equivalent concepts. Placement bias is a threat to the validity of inferences drawn from adoption studies, whereas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is usually thought of as a natural phenomenon occurring in populations of intact biological families. If adoptees with genotypes causing higher IQ are placed in home environments that also foster higher IQ, then we have a case of both placement bias and a kind of pass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in this sample of adoptive families. In the majority of families, however, there may be no pass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at all. In this paper we us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and related terms to mean heritable traits of the parents exerting environmentally mediated effects on the same traits in their biological offspring. If there is no placement bias in the adoptive families, then this kind of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 does not occur among them. Note that in Fig. 1 this situation is represented by the various paths connecting the A and F of the biological offspring but not those of the adopted offspring.

Section snippets

Participants

Participating families were originally assessed on IQ measures between 1998 and 2004 as part of the Sibling Interaction and Behavior Study (SIBS) (McGue et al., 2007), a sample of adoptive and biological families recruited by the Minnesota Center for Twin and Family Research (MCTFR). Adoptive and biological families were identified from adoption agencies and Minnesota birth records, and are composed of at least one parent and two offspring who were adolescents at the time of intake (M

Results

Measures of full-scale IQ taken at follow-up 3 were moderately correlated over time for both offspring and parents (all p < .001). For offspring, ICAR-16 scores (follow-up 3) correlated with intake Total IQ at r = 0.46 [95% CI 0.40, 0.52]; for parents, this correlation was also r = 0.46 [95% CI 0.38, 0.53]. The moderate size of these correlations partially reflects the approximately 17-year gap between testing sessions, especially for offspring who were of adolescent age at intake assessment

Discussion

While the high heritability of IQ is now well know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general intelligence is malleable by the influences of parental environment has remained a topic of great interest in behavior genetics. IQ has been subject to a large number of twin and adoption studies, many of which have found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effect of parental transmission in adoptive samples up until late adolescence. Kendler, Turkheimer, Ohlsson, Sundquist, & Sundquist, 2015, for

Open Science Practices

Biometric code used in key analyses is available on the 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io/q3cx5.

Declaration of Competing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Acknowledgements

This research was made possible by a grant from the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as part of their Genetics and Human Agency initiative (Grant Number 60780), and original assessment data collection wa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Grant Numbers MH066140 and AA011886). We also thank our collaborators and staff at the Minnesota Center for Twin and Family Research for their dedication in data collection and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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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雅赫维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786212/answer/81799194
以下是方舟子的科普文章《“智商”的误区》：

许多生物学家都会同意，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智能生物。类人猿和海豚也 有一定的智能，不过与人类的智能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找不到有其 他的生物像人类一样，智力在生活中占了主宰地位。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 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斗智而非斗勇。白痴恐怕是最严重的残疾。既然智力对人类 生活是如此重要，研究其高低强弱就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区 分白痴和正常人。但是要区分正常人的智力高低，却不是容易的事。聪明和愚蠢 只是定性的判断，而且并非固定不变。有没有可能定量地测定一个人天生的智力？ 在大脑被确定为思维器官之后，许多研究者就试图通过测量人脑的大小、形状判 定智力的高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并非没有道理。人和类人猿的智力区别，很大程 度上就是由于脑容量的悬殊。人类的进化史，也经常被描述为脑容量不断增加的 历史。但是脑容量的大小，是否也能够适用于现代人的内部？直至19世纪末，仍 有一些科学家对此坚信不疑。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法国解剖学家、人类学家保罗·白洛嘉（Paul Broca）。 他对人脑研究有重要贡献，发现了人脑的语言运动中枢，被称为“白洛嘉中枢”。 他认为人的智力越高，大脑越大。另一位法国人、心理学家阿弗雷德·比纳 （Alfred Binet）起初也接受这种见解，并决定通过测量证明之。从1898年到 1900年，比纳对几所小学做了调查。他先让教师选出一个班级中最聪明的和最笨 的学生，然后用白洛嘉建议的方法测量这些学生的脑袋大小。在这项研究结束的 时候，比纳不得不改变了看法。聪明学生的平均脑袋大小仅仅比笨学生的大了大 约一毫米，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可能是由于聪明学生的平均身高比笨学生略高的 结果。另外，脑袋大小在学生中差异很大，脑袋最大的和脑袋最小的，都属于笨 学生。比纳还发现了脑袋测量的结果很容易受测量者的偏向的影响，即在认定被 测量者是聪明的时测量结果会下意识地偏大，反之则偏小，这种误差能达到三毫 米，超过了聪明学生和笨学生的平均差异。这三个结果都说明了测量脑袋大小不 是一种测定智力的可靠办法。

在1904年，比纳被法国教育部要求研究一种办法鉴定那些学习能力有问题、 需要特别辅导的小学生。或者说，要找出一种鉴定学生智力高低的办法。这时候， 比纳已放弃了从大脑形态鉴定智力的努力，而改用测试办法。他发明了一套与 功课的内容没有关系，只测试学生的推理能力的试卷。到1911年比纳去世时，他 共发表了三种智力测试的版本。1905年发表的第一版只是把测试问题按从易到难 排列。在1908年发表的第二版中，比纳把这些问题按“心理年龄”排列。他设想， 对每一个问题，智力正常的小孩要能够回答的话，最少要有多少岁，这个年 龄被当做“心理年龄”。受测试者从为最小的心理年龄设计的问题开始测试，难 度逐渐增加，与受测试者所能回答的最后问题相关的心理年龄就是这个受测试者 的心理年龄。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减去其实际年龄，即是其智力水平。如果心理 年龄低于实际年龄，说明未达到同龄人的学习能力水平，那就需要特别辅导。在 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登（William Stern）认为，将心理年龄除以实际 年龄，更能准确地反映智力水平，“智商”（IQ）由此诞生。

但是比纳本人很清楚，他发明的这套测试，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因为 智力的好坏是不能叠加的，因此不能像测量线性表面那样地测量。”换言之，智 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数字来表示。而且，比 纳也很清楚，这套测试所设定的所谓“心理年龄”，只是许多测试者的平均结果， 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的实在。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警告说：如果根据测试结果说一 个八岁小孩有七岁或九岁的智力，那只是一种简单化的、主观的说法，容易引起 误解，导致其智力测试是真正在测量智力的幻觉。总之，比纳测试只是一种实用 性的测试，目的是为了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也 不用于对正常儿童划分智力等级。那些被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也不一定 是天生如此、不可改变，通过特殊的训练有可能提高其能力。

比纳所担心的，恰恰在美国出现。在1910年，一个叫戈达德（H.H.Goddard） 的美国心理学家将比纳测试译成英文，引进美国，但为它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经 久不衰的用途。在当时，心理学上把精神发育迟滞分成两种：心理年龄不到三岁， 不具有完备的语言能力的被称为白痴，心理年龄在三岁到七岁之间，有语言能力 但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被称为痴愚。戈达德认为，在痴愚和正常人之间，还应 该存在一个心理年龄在八到十二岁的等级，他称之为愚鲁。愚鲁的人能够学会阅 读、书写，但是其能力永远达不到正常人的水平。在戈达德看来，愚鲁对社会的 危害更大，许多犯罪分子，绝大多数酗酒者和妓女，甚至不适应社会的人，全都 是愚鲁者。我们很容易识别白痴和痴愚，他们一般没有生殖能力或无生殖的兴趣， 有兴趣的话也难以有机会，因此其劣质基因难以遗传。但是愚鲁在表面上难以与 正常人区别开来，他们有正常的生殖能力，甚至生殖力旺盛，其劣质基因将会遗 传下去、扩散开去。如何鉴别愚鲁者并防止其生殖，是当时“优生学”运动的主 要目标。戈达德认为，比纳测试就是鉴定愚鲁者的一个好办法。

这完全背叛了比纳的初衷。戈达德认为比纳测试是真正地测试智力，而且是 先天的、遗传而来的、不可改变的智力。今天我们已认识到，有许多因素可以导 致精神发育迟滞，例如孕期生病、滥用药物，胎儿、婴儿营养不良，大脑受到外 伤，等等，当然也有的是遗传病。人体的任何主要性状，都是许多基因彼此相互 作用、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的结果。然而，戈达德却把所有 的精神发育迟滞全都归为遗传引起的。他甚至认为智力就像孟德尔豌豆的颜色、 性状一样，是由一对等位基因决定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那些没有 正常的智力基因而只有与之等位的“隐性的”精神迟滞基因的，就会是愚鲁、痴 愚、白痴。那些只有一个正常的智力基因的，则是只适于干粗活的笨蛋。如果智 力障碍真的是由一个基因决定的，那么就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将其消灭：禁止智力 障碍者生育。如果愚鲁者能够为了人类的幸福未来而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性欲，那 么我们还可以允许他们自由地生活。但是愚蠢必然导致不道德，愚鲁者是不可能 自觉地放弃自己的生殖权利的，因此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戈达德并不反对对愚鲁 者实施绝育手术，但是他认为把他们像精神病人一样关起来与社会隔离，是个更 容易被接受的做法。

同时，美国做为一个移民国家，还面临着一个外来的威胁：外国的愚鲁者正 蜂拥而来，必须把他们挡在国门之外。这显然要比隔离美国本地的愚鲁者更容易 做到。在1912年，戈达德及其助手到了纽约埃利斯岛，用比纳测试测定申请移民 者的智力。结果令人吃惊：83％的犹太人，80％的匈牙利人，79％的意大利人和 87％的俄国人的心理年龄都低于十二岁，也即属于低能。难道这些民族的五分之 四的人口居然都精神发育不全？连戈达德本人都不敢相信，对测试结果进行了修 正，使移民申请者中低能的比例降到了40％到50％。但是这个比例仍然高得离谱。 原因本来不难设想，这些受测试者绝大多数是穷人，从未上过学，有的甚至从未 握过笔，一句英语不懂，在经过长途海上颠簸之后，疲顿不堪，精神紧张，惶恐 不安地立即接受智商测试，怎么能指望他们发挥正常水平？但是戈达德却排除了 这些环境因素，而把测试结果不佳归于先天的愚蠢，认定这些新移民的确有令人 惊讶的低等智力，而愚鲁者比例奇高的原因，是因为移民的质量在下降，外国高 智商者倾向于留在本国，而低智商者倾向于移民美国。因此，严格把好移民关就 成了当务之急。戈达德非常自豪地报道说，在那些相信可以用智商测试检测低能 外国人的美国医生的不懈努力下，在1913年，由于智力不健全而被驱逐的移民增 加了350％，在1914年则比前五年的平均人数增加了570％。

到了1928年，戈达德改变了看法，承认那些比纳测试的心理年龄低于十二岁 者，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低能，而即使是愚鲁，也能通过教育和训练使他们过 上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不必加以隔离。至此，戈达德的立场与比纳的立场已没有 什么区别。但是在这时候，比纳测试被做为测试天生智力的方法，早已在美国流 传开去。这得归功于另一位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路易斯·特曼（Lewis M. Terman）。1911年比纳测试的最后版本包括54道题，只测试到十六岁水平。特曼 在1916年对比纳测试做了扩展，包括90道题，测试到“超级成人”水平。特曼将 每个年龄的儿童平均得分设为100（即心理年龄等于实际年龄），允许有15分的 偏差。他把这个测试称为斯坦福－比纳测试。和戈达德一样，特曼认为低能是社 会败坏的根源，“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是低能者，但是所有的低能者都至少是 可能的犯罪分子。谁都难以否认，每一个低能的妇女都是可能的妓女。道德判断， 就像商业判断、社会判断或其他任何高等层次的思维品质，是智力的功能。如果 智力滞留在幼稚状态，道德不可能开花结果。”特曼认为智商高低决定了在社会 上的成功与否，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根据每个人的智商进行分工的社会，智商低于 75只适合于干粗活，75－85只适于干半技术活，“智商高于85者当理发师，可能 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而要在社会上成功，可能需要有115或120以上的智商。 因此特曼希望能测定社会上每个人的智商，由此有了另一个创新：使智力测试大 众化、商业化。比纳测试必须由经过训练的人员主持，每次只能对一个儿童进行 测试，因此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但是特曼却希望每个人都接受斯坦福－比纳测 试，为测试提供了标准答案，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主持测试、评定结果。一个儿童 在经过五次30分钟的测试后，就被测定了智商高低，该结果可能影响其一生。智 商测试很快成为了一个产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工业，各种各样的版本被发明、推销， 而所有这些版本都以斯坦福－比纳测试为依据。斯坦福－比纳测试成了以后所有 智商测试的标准，一直被使用到现在。 但是从一开始，“智商”学派就在学术界遭到了批评，这些批评至今也没有 平息，而智商学派几十年来也未能充分地回应这些批评。智商学派声称智力测试 与文化背景、学习内容无关，测试的是抽象的推理能力。但是他们提供的某些问 题和标准答案，显然是在测试对一个特定的文化中的社会规范的理解程度。例如 在斯坦福－比纳测试中，有一道题是：“我的邻居来了三个不寻常的访问者，先 是一位医生到他家，然后是一位律师，然后是一位牧师。你认为那里发生了什么 事？”特曼提供的标准答案是“死亡”：医生做最后抢救和死亡鉴定，律师草拟 遗嘱，牧师接受临终忏悔。显然，一个不了解西方临终习俗的人，很难做出正确 的回答，将会被认为“愚蠢”。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生活智力正常的人，也不一定 会按标准答案回答。特曼只对一名他称为“有觉悟的年轻优生学者”的男孩的非 标准答案破例接受（这名男孩回答说是“结婚”：医生来查看未婚夫妻是否适合 结婚，律师草拟婚约，牧师主持婚礼），但是对其他答案一概认为是错误的，最 常见的错误答案是“离婚后再婚”，至于其他虽然合理但是太简单的答案像“聚 餐”、“娱乐”都不被允许，过于复杂的、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答案（比如 “某人病危，在临死前结婚和立遗嘱”）也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难道创造性和想象力不被算是智力？这正是智商学派遭受到的批评中最致命 的一点：什么是智力？智力是极其复杂的现象，不论是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 的角度，都没有人能对智力下一个能被学术界公认的、恰当的定义，更没有人能 够提出一个关于智力的理论解释极其多样的与智力有关的种种现象。有些人有很 强的分析、推理能力，却缺乏想象力；有些人数学能力很差，但是语言能力很强； 有些人言语迟钝，但是思维反应敏捷；有些人学习能力不强，但是却善于处理社 会关系……如何能够客观地判定这些具有不同的能力的人的智力高低？又如何能 够对具有丰富的内容的智力做线性的数量排列？许多学者把智力定义为学习能力， 但是学什么呢？数学、语言、图像识别、音乐、绘画、处理人际关系还是野外生 存能力？智商测试以及当代其他学习能力测试所测量的，只是数学、推理和语汇 能力，这最多只能说是智力的一小部分。但是智商学派却认为智商测定的是正常 人必有的普遍智力。在20世纪初，英国统计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 为了分析智力测试的结果，发明了因子分析法。他发现，人们在回答不同的智力 测试时，其得分具有相关性，即在某一套智力测试得分高的人，在另一套智力测 试中也倾向于得分高，反之亦然。这些不同的智力测试的结果是不是存在一个共 同因子呢？他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发现的确存在一个相关因子，他称之为g， 代表普遍智力。由于他已认定人的智力具有天生的“普遍因素”，便认为这个抽 象的g真的是测量了普遍智力。但是我们知道，机理未明的相关性很可能是没有 意义的，由此而得的因子也不过是个抽象的、很可能同样没有具体意义的符号， 它可能反映的是环境因素（某些人在各种智力测试中得分高，是因为有良好的营 养、家庭、教育），可能反映的是遗传因素（某些人在各种智力测试中得分高， 是因为他们天生就聪明），可能反映的是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的共同作用，当然 可能什么也反映不了。

但是智商学派却认定他们测定的是受遗传因素决定的、天生的、不可改变的 普遍智力。在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史密特（Bernadine Schmidt）决定验证这 个说法。他在芝加哥选定了254名来自社会底层的12到14岁少年做为研究对象。 这些少年都被认为低能，平均智商只有52。史密特对这些少年进行了三年的强化 训练，包括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作风、学术基本技能等。三年后重新 对他们进行智商测试，发现他们的平均智商增加到72，整整长了20分。五年后， 史密特对他们再次做了测试，发现其平均智商继续增加，达到了89，进入了正常 人范围，而且有四分之一的人的智商增长在50分以上。这个实验已说明了智商的 高低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也就不可能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而与后天的教育有关。 那么智商在多大程度上是与遗传因素有关的呢？在遗传学上，用遗传率来表示某 项性状受遗传影响的程度。这是一个在0和1之间的数字。如果不同个体的性状差 异完全是由于基因差异引起的，遗传率为1；如果完全是由环境因素导致的，则 遗传率为0。研究孪生子的性状异同，是确定遗传率的一个好办法。一对同卵孪 生子的基因组是完全相同的，如果他们从小被分开、在不同的家庭长大，那么他 们某个性状的相似程度，就被认为代表着该性状受基因影响的程度。30多项孪生 子研究（合计包括一万多对孪生子）的结果表明，智商的遗传率大约是0.5。但 是这样得到的遗传率事实上指的是先天因素，而先天因素并不完全是由基因决定 的，出生前母亲体内环境也会对一个人的先天状况有重要影响。由于孪生子是同 时在同一个子宫发育的，他们共同的先天因素并不仅仅包括相同的基因的影响， 还包括相同的母体环境。在考虑了孕期母体环境因素后，智商的遗传率只有大约 0.34。

可见环境和随机因素对智商高低的影响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即使是受遗传因 素影响的那部分，也只是个统计结果，究竟有多少基因、什么样的基因参与其中， 作用机理如何，我们都一无所知。近来英国和美国联合开展了一项研究，试图寻 找影响智商的基因。研究者将数百名实验对象按其智商高、中、低分成几组，并 提取其DNA加以分析。研究者选定了大约90种与神经功能有关的基因加以比较， 看其中是否有与智商差异有关的。至今他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与智商高低相关的基 因。如果有一天他们发现了某个基因的差异与智商的高低相关，我们是否可以说 这就是智商基因甚至是智力基因呢？不能。打一个比方，如果蓄电池坏了，就能 影响汽车发动机的起动，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蓄电池是发动机的“基因”，它甚至 算不上是发动机的一部分。同样，任何能影响神经元的构造、功能、代谢和营养 的基因，都有可能影响人的智力活动，并成为影响智商的基因。有的这类基因与 智力活动并无直接的关系。例如，有极少数人，大约在三、四十岁就会得阿兹海 默症（老年痴呆症），他们如果做智商测验，无疑得分会很低。他们得病的原因， 是某个基因（例如app基因）发生突变，生产异常的淀粉状蛋白。这些淀粉状蛋 白在大脑中沉积下来，就会抑制周围的神经元的功能，从而导致痴呆症。显然， 任何能够引起整个神经元功能失常或死亡的基因都能导致智力缺陷，但是这些基 因本身的正常功能不太可能与智力活动有任何的关系。

要而言之，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的现象，不可能做定量的线性测量。 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比较正常人的智力高低的“普遍智力”。所谓智商测试，测量 的不过是数学、推理、语汇方面的学习能力。智商测试在学校教育中有其应用价 值，但不宜夸大其作用，更不能产生它是在测量智力的误解。智商的高低并非真 正反映智力的高低。智商并不是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不可改变的，环境因素的 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影响智力的遗传因素是极其复杂、多样的。遗传性的智力迟 滞往往是由于与智力活动没有关联的基因突变导致的。任何能够影响神经系统的 活动的基因都有可能影响智力活动。找到某个特定的“智力基因”的可能性，可 以说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