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瞥见布满灰尘的水泥色裤子,在我的左手边——撮箕旁。
一个白色的烟头落入撮箕。
“前几天,我在KM丢了个烟头,罚款100元人民币。”
“嗯?嗯,我们这里,应该也实施这样的措施。”我捡起一片纸屑,五分钟前我曾在这里捡过一片纸屑和一个烟头。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罚款,像我是一个领导,才会被罚款。”
“啊,……?”
我看着眼前这个人的背影,男人,看不出年岁,可能50多岁,也可能年轻一些,灰色衬衣、水泥色裤子、一双半新半旧的球鞋,手里来回晃荡的透明水壶,茶色的水来回荡漾,褪色的茶叶,是龙井?还是铁观音?路边尘土飞扬,寻找周身的伙伴,旋转旋转,在这个男人的衣裤上找到了。
我不相信这个人对自己的陈述,当然,极有可能是我以貌取人了,他走路的姿态、说话的语气、面上的表情……,即使他真的曾经辉煌、曾经位居高位,也许现实还是压垮了他,他不屑一顾地徘徊在自己的世界里。
是发自内心的“自愿”
这不是我第一次捡拾烟头——在这条街上。
参加工作快十年了,一直在这个小城,我对闺蜜说,真是忍无可忍了。挂断电话,我拿起桌角堆积的卷宗,继续敲打电脑键盘,又是一个快到期限的case,今天得把阅卷工作完成。
第多少次重复这样,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电脑启动了程式,磁盘可以格式化,磁盘的记忆还在,卷宗替换了文件、案件替换了数据……,永远退不出的江湖,真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小江说,姐,你有没有想换个工作的想法?
我回答,无数次,想退出这个江湖,但差的不仅是一个金盆洗手的仪式,还有仪式上可以被我点燃的香烛。
小江是我一个单位的同事,是个有活力的小姑娘,还是我招进来的。此刻,我们正在一家咖啡店转悠,因为地处西南边境,盛产咖啡豆,我们常常约着喝咖啡,买咖啡,看咖啡。
因为熟了,彼此之间说话也就随便了,没有什么顾忌。
虽然她叫我一声姐,实际上我也就大她两岁,用小江的话说,“姐,我是大器晚成呀!”
“你,大器晚成?我看看,你成在哪里?”
小江想了半天后说,如果没有这份稳定的工作,说不定我还在某个灯红酒绿的城市游荡,你不觉得我成功了吗?
小江一边挑捡咖啡,一边说,热闹的时候,希望安静一点;安静的时候,又希望热闹一点。
我本来还想说,你不是还没成大器吗?一听小江这样说,就没有说出口的脸面了。
我属于“眼高手低”的知识分子,暂且允许我这样自称,每次着手一项工作,都忧心忡忡假设多种可能发生的状况,会焦急、会失眠。
这一次也不例外,刚刚接到一个case,离close的时间还有整整一个月。在办公室,满屋厚厚的卷宗,我怅然若失,我琢磨着不能一直这样杞人忧天,正好下班的钟声响起。
老张,我们办公室的“老油条”说,小缘,与其自己一个人“苦思冥想”,还不如到处走走看看,你也看看老百姓的生活!
关灯、关电、锁门、锁窗,我还在思索着我该怎么办?不知不觉就到了一个街口。
“加入社区志愿团,服务大家是一家。”粗糙的喇叭声。
志愿服务在这里,虽不是新鲜事物,但还处于起步阶段,犹如混沌的世界,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想要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但又犹如蒙尘之珠。
我递交了一张纸、一张照片,后来社区发给我一个工作证。
后来一有空,我就拎着一个透明的水杯,满满地灌上铁观音泡咖啡,背个斜挎背包,套上工作证,抓个小火钳,游走这个小城的大街小巷。
是形形色色的“表情”
行色匆匆,我们很喜欢、也很愿意这样形容我们自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我们也曾竭尽全力、耗费心力努力生活。
有人曾经拍摄各色人种、各色行业的微笑,有开怀大笑,有职业微笑、有羞涩一笑等等。
闺蜜在电话的那头说,小缘,真羡慕你,小城的生活安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回答,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哪里还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哪里还能找到一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除非自己是老板。但就算自己是老板,就肯定能自己掌控自己的自由了吗?
说话间,就到了一间书吧,100余平方,书架上有教辅资料、有二手名著、还有零散的一些漫画书、网络小说。在这之前,我从未注意过它,很有可能我也曾路过,只是形形色色匆匆,未曾停留、未曾瞥上一眼。
我走进书吧,准备歇歇脚,它墙角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张锈迹斑斑的实木桌子,几个小矮凳,好像是橡木的,我不太认识。
后来,老板说,那张桌子是他爷爷留下来的,这个书吧,十几年前还是他父亲开的一个酒吧。后来,经济体制改革,很多工业萧条、工厂倒闭,留下的人越来越少,酒吧也就倒闭了。
恰逢老板回乡,他以前是一家民营学校的老师,就建议他父亲改成了书吧,他也算是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老板问我,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我回答,为了实现教育教书育人的目的,创造良好环境的人。
老板问我,你也是老师?
我回答,不是,但曾经想过,也许将来还有机会做一回老师。
老板说,不管是从事什么工作,有未来、有将来、有益于社会国家,都是教育事业的园丁。
书吧外,老人牵着孩子,一辆大红色的汽车停下来,男人接过孩子,“爸,我们先走了,五天后再送过来”,关上车门,疾驰而去,老人伸出的双手还放在空中。
书吧外,男人挂着耳机,西装革履,不停翻看手机,嘴里还念念有词,“万总,是这样的……”,一辆蓝色的出租车停下,男人挑上车,关上车门,出租车疾驰而去。
书吧外,小伙站在包子铺前,穿的蓝白校服,“老板,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一杯豆浆”,说完又盯着手上的书本,嗯,不是五年中考三年高考,看着像是一本小说,颜色挺鲜艳、配图应该还不少。一辆电动车停下,小伙跨上车,车疾驰而去。
书吧外,女人背着小孩,又一个女人走过来,“快点,快点,马上要开局了。”女人背着小孩快步朝着对街的方向跑去,小孩的小脚的虎头鞋掉了一只,白嫩嫩的脚丫子一晃一晃。
我放下水杯,跑出书吧,捡起虎头鞋。
我说,这位大姐,这是你的鞋子吧?
大姐接过鞋子,又匆匆跑了,白嫩嫩的脚丫子一晃一晃。
后来,我离开书吧。
老板说,你从事的工作一定是很幸福的,你是教育的后勤保障队、保卫队。
我笑笑离开了。
手上多了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左撇子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