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放暑假的时候，我去表妹家玩，她家在县城最西头造纸厂的家属区。那里的工人家属很多人没正式工作，就靠从工厂领小药盒的原料，拿回家糊纸盒来贴补家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医院里用的药品针剂，都是卡在纸盒里一排琴键似的瓦楞纸间隔里，纸盒的需求量就比较大。
一进她家，就看到了满炕糊纸盒的原料。薄的黄板纸分两种，一种四个角各裁去一个小四方形的，沿着折痕一折，恰好是一个长方体的盒底；另一种只裁两个角的四方形，撅起来像个小簸萁，是盒盖。其余的原料大多是一沓一沓裁成长方形的白纸条，宽窄不一，长短各异，但是各有其对应的位置，绝不能混淆。最好玩的是白生生的瓦楞纸，用在糊纸盒的最后一道程序，他们就相当于纸盒里面玻璃瓶一排排坐着的小椅子。
只要开始做这种纸盒加工的人家，永远也没有干净利索的时候。满屋满炕都是原料和半成品。我姨家也不例外，一清早，七点钟，他们把昨天糊好的盒交到工厂，再领回纸盒原料——可多可少，一百至几百不等，根据自己的能力，领来一天的工作量。每个纸盒给一角的工钱，每次领料都会稍稍富余，但也容不得失败和浪费。新领来的原料整整齐齐，散发着纸壳特有的味道。我姨把原料摞在炕头，炕上摆着个吃饭用的四脚炕桌，然后去灶间用面粉熬了一盆半透明的浆糊，啪地放在桌子上，开始一天的工作。
她先用刮刀将纸板拐角处的毛边剔除，粗糙的边缘刮净，沿原有的折痕撅出形状备用。用力要适中，这种纸很脆，稍用力就折断了。原料准备好，我姨和表妹对着炕桌盘腿而坐，摆开架势正式开工。
她们取厚度适中的一摞纸条摆在面前，一旁放一摞折好的底盒，用小刷子沾取适量浆糊刷纸条，不能多也不能少，右手食指一沾刷好的纸条，挑起到齐眉的位置，左手拿起盒底拐角处，沿着侧边糊一层纸，随着纸条与盒底融为一体，她们的手也放了下来，将成了型的盒底放在桌子上收外边，再糊内侧，盒底就糊好了。随着她们重复性的动作，我看见纸条上下翻飞，纸盒在眼前转来转去，她们动作越来越快，十个手指麻利地贴、捋、挑、捏。看得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几百个盒子糊完盒底再糊上盖，大概就完成了一半，这时候也快到晌午了，我姨就放下手里的活，去做中午饭，只见一摞摞错落摆成的半成品，摆的满屋都是，这些敞开的纸盒要风干，不然成品容易开裂走形，中午就趁着这会儿，挪出一小块地方来吃饭休息。
他们居住的公房原本就狭窄逼仄，客人来了完全没有插脚的地方，简陋的斑驳门窗，被烟火尘土熏炙的灰暗墙壁，光线也不充足，旧屋里因为这些半成品更加拥挤而杂乱。糊纸盒偶尔玩一玩觉得新鲜又有趣，倘若每天坐在那，与世隔绝日复一日的重复这样枯燥乏味的劳动，无止无休——简直无异于酷刑。不过这里家家户户糊盒赚钱，家家户户这样纷乱杂沓，谁也不去笑话谁，谁也没有想过这样的日子有没有意义，糊盒就是糊口，糊口为了生存，生存在这污秽杂沓的角落，日复一日。
到了下午晾的差不多了，接着瓦楞纸也折成锯齿形放在一旁，瓦楞纸有像手风琴风箱一样的皱褶，非常脆弱，粘在盒子里的时候，要像弹琴一样，富有节奏的逐个排开按在里面。然后把盒底盒盖糊在一起，还是敞开了晾。直到合上盖子不至于走形，才一个一个合上，贴上商标——青霉素、庆大、土霉素，不外乎是这些。就大功告成了。
去了几次三姨家，自认为学会了糊纸盒，当然做不到他们那么快那么好。忽然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一回到家找到二姐，告诉她，现在有这么个赚钱的好机会，咱们一天赚十块，暑期还有一个月，开学咱们就发财了。
姐妹俩说干就干，让把家里的铁栅子围上白纸板，钩在自行车后架上，用来领料送纸盒。第二天大清早，我就兴冲冲去领料，从我家到三姨家有足足五里地，这段路对于十岁出头的我来说，太漫长了。骑着二八车子挎着铁栅子，沿着县城唯一的大街朝西骑，骑到尽头。
那时候的柏油路没有马路牙子，对，完全没有人行路，所谓人行路就是土路地基。土路边种着永远脏兮兮灰蒙蒙的丛柏，乱蓬蓬像乞丐的头发。丛柏另一侧，很多深深的沟渠，雨后的积水，泛着绿苔草沫，然后才是两侧的房屋、单位外墙什么的，地势还相对较低，走到交通局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大水坑，里面竟然有荷花，可是那荷花的花期好短啊，大部分时候只能见到残叶。
那时候商铺很少，所谓的“大街”常常是冷清而萧索的，造纸厂遥远得仿佛总也骑不到头，心理上仿佛去了趟很远很远的地方，也因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交错，后来再折返的时候，对熟悉周遭陡生了一丝陌生感。
我先到三姨家，她已经替我事先领好了一百个盒子的料。一开始她是不同意我们干的，告诉我们糊盒很累，很麻烦，最后不合格人家也不会收。但是被我缠地实在没办法，就说那你们就试试吧。于是我和我二姐开始了我们的尝试。
糊纸盒看上去很简单的熟练工，没什么难的，然而真的操作起来，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每个细节都决定着成败。浆糊的稀了稠了，糊的力道不对，不是纸条断了，就是歪了鼓了。很多纸盒七扭八歪，哪里较着劲儿翘起，怎么也压不平整，人家成手能糊三百盒，我们一百个盒，糊得头昏眼花才勉强完成。
第二天我心怀忐忑把纸盒送过去，一路上非常不安，心烦意乱。偏偏骑到二中桥边(如今那条河沟变成了汇丰路，桥也不复存在了)，一个小男孩盯着我后面的铁栅子，追着喊，哎，卖冰棍的——。
你哪只眼睛看我想卖冰棍的？我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滚！
小男孩悻悻地离开了。我心里余怒未消，莫名感觉受到了歧视侮辱，想打架。现在想来，那是对我和二姐糊的纸盒没信心，压力巨大。
果不其然，盒是交上去了，料却没领回来，三姨告诉我们，纸盒不过关，很多她要返工，这样下去不但赚不到钱，赔人家的原料也不一定。她说幸亏收盒的和她交情好，这个事就算了——其实她是嫌我们麻烦，她说啥就是啥吧。好处是知道了越是最底层的空间，越是这么难搞，最后啥也没闹着，糊个寂寞。不过也没什么，还有点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很庆幸没有做这份磨损创造性的单调手工，更没有因此跟姨家有过多交集——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日后知道他们因为贫穷生出的比较心，嫉妒心，简直比蛇蝎还恶毒，越是底层越是垃圾，负能量越多，远离他们，哪怕是亲戚，才是最明智的。
个人的命运，都是时代的微尘，姨家那一片贫民窟一样的旧房，后来赶上平改，他们满怀欣喜，却假装悲愤交加地做了钉子户，狠狠地敲诈了开发商一笔。过上了寄生虫一样不劳而获的日子，不去劳作，也失去了他们残存的美德，于是，他们依旧且永远贫穷而卑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