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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中古士族看成一种贵族官僚。就“贵族化”而言，士族现象看上去像一种“倒退”。比如说，中古时代显示了与春秋贵族时代的某种相似性，春秋列国政权和江左政权，都由若干“世家”世代占有权势。不过，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历史重演。有人把魏晋视为一个“封建化”时代，拿它与西欧的“中世纪”相比。不过秦汉帝国留下了两份遗产，它使中国中古的所谓“封建化”，不可能重复西欧中世纪的出路。这两份遗产，一是官僚阶层及专制官僚制度，二是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二者共同维系着中国历史进程的连续性；而欧洲的古代与中世纪，并没有这两样东西贯穿其间。
隋唐三省分工，是中书草诏、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分工明确而制衡严密。对这个精致的架构，后人多所赞扬，而它是经魏晋南北朝发展而来的。
专制主义还包括皇帝对臣民的生杀予夺权力，而三省分工和门下封驳之制只是一种决策纠错机制；其功能是让专制集权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行使，并没有超越专制集权。
中古士族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士族门阀的选官特权，但不能认为，中古选官制度可资称说的地方，只是士族选官特权。这时期选官体制的若干变迁，包括考试的发展，具有一般制度进步的意义，甚至强化中央集权的意义。
选官中央化的直接原因，是战乱对地方造成了巨大破坏，东汉那遍布郡县的生徒士人，大多销声匿迹了，京师成了政治文化重心之所在。汉代的士族多少具有地方性，很多活跃于州郡，而魏晋士族却是“中央化”了的，是在功臣、权贵及其子弟中形成的。这个圈子并不太大，而且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因此不仅普通士人，就连地方豪族也进身艰难，不容易挤上权势的餐桌了。所以士族权势，并没有阻碍选官中央化，甚至依赖于它。即使是在门阀权贵把持方镇、用人自专的时候，形式上那些任命也应由中央吏部发出。
中古士族门阀与官僚体制并非截然对立。如果说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的话，士族政治就是“官僚政治的变态”。
十六国北朝在“胡化”和“汉化”的交替之中，孕育出了强大皇权，并借助军功贵族政治，最终带动了集权官僚政治的全面复兴。北方政权成为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出口这一事实，推动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北方民族对中国史的宏观影响，
无论如何，存在着强大的皇权这一事实，对北朝政治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皇权是官僚组织的权威来源和运作保障。北朝政府能完成很多南朝望洋兴叹的任务，就在皇权较为强大，进而是官僚组织较高效率。比如北魏有能力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王仲荦先生认为，其原因就是“拓跋氏王权十分强化的结果”。
同族纽带的强大凝聚力，保证了国人武装的强大战斗力。南朝也有世兵，然而地位低下、形同贱隶，出征时得有时给他们加上锁镣以防逃亡而“五胡”兵力强劲，不仅仅来自他们的尚武和骑射传统，也因为他们是在为本族、甚至为自己而战。而在这时候，强大的国人武装也就支持了一个军事专制的皇权。
北朝的政治主调是军功贵族政治，而不是士族门阀政治。北方士族既无江左高门的那种尊贵雅望，也没有多少坐享天禄、悠游放诞的社会空间。异族皇权的强大压力，迫使北方士族高度“官僚化”了。他们勤奋敬业，为北朝的政教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甚至兼资文武，呈现出了类似军功贵族的风貌，从而与江左名士的精神贵族形象，分道扬镳了。
总的看来，同样的制度，在北朝往往就比南朝运行得更好。而且北朝还不仅是学习汉晋南朝制度而已，还能转徒为师、青出于蓝，提供若干新鲜的制度成就。尽管江左五朝才是华夏正统，然而隋唐制度有很多来自北齐北周。鲜卑异族政权，居然也构成了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
钱穆先生曾论述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陈寅恪先生有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文化病”和“新生的希望在北朝”的说法，“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与“中原文化颓废之躯”的对举，都发人深思。
十六国政权迭起迭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中，北方士人不大好找世外桃源，能让他们像五朝名胜那样玄谈放诞。后秦有个叫韦高的崇拜阮籍，居母之丧而弹琴饮酒。这事被古成诜知道了，就拿着剑去杀韦高“以崇风教”，吓得韦高终身躲着古成冼走，阮籍算是学不成了
从北朝那个“历史出口”，既走出了一个因民族融合而生气勃勃的新生中华民族，同时也迎来一个更强大完善的专制集权体制，它由衰转强的起点，就是民族暴力的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