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西教员待遇的巨大反差，亦使不谙世事的学生潜意识里对中文教员产生轻视。如冯友兰所言：“担任中文和中国学问的课程的教师，以及比较低级的职员，都住中国式的房子。

不服处分作壁上观

学生们也轻视中文和中国学问的课程，上课时搞小动作，不听教师讲课。闻一多告诉我说，他那一班有一次上中文课，先生讲《项羽本纪》，有个学生不用心听讲，这本来是常事，可是这一次先生恼了，行使职权，罚这位同学出去。这个学生不服处分，靠在墙上不肯出去。先生更加恼怒，喝问：『你在哪里干什么！』那位学生说：『我在这里作壁上观。』搞得先生啼笑皆非。”有时，教师被学生惹急了，便会用私塾的一套办法予以惩戒，梁实秋曾忆及一事：“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与梁氏回忆相似的还有一位做过县太爷的中文教员，且带兵打过土匪。“他知道学生轻视中文教员，因此动辄发威。学生送给他一个混号，叫『徐老虎』。他的教授法相当好，往往叫学生将作文拿回重写一遍，要不失原意而尽量减少字数。其次在黑板上写：『马惊，踏犬毙之”，并解释说，『马惊得把犬踩死了』。他是江北人，一位南方同学说，『究竟是马踩死了犬，还是犬踩死了马？』这句话，使『徐老虎』大发虎威，将这位同学一直骂到下课。”

上述故事为张忠绂的回忆，他所说的这位“徐老虎”，即徐镜澄，此老除了脾气大，学问与教学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晚年梁实秋对这位老师一直心存感激，梁说：“我怀念徐镜澄先生，他教我作文莫说废话，少用虚字，句句要挺拔，这是我永远奉为圭臬的至理名言。”又说：“我回忆起来感觉最大遗憾者，是我在清华八年中，上午各种课程一律以英语讲授，下午各种课则系国文等科，学生对于英语练习固然获益不少，而下午各课之不被重视实在影响甚大。毕业成绩中，上下午之成绩并不平均计算，因此养成不注重国文之心理。如果有人讥评那时候的清华为过分的洋化，我殊难置答。清华的国文教师不是没有优秀的，我的一位老师徐镜澄先生便是我终身不能忘的一位良师，他改国文卷子真有眼力，有热心，虽然他上课的时候是流着清水鼻涕乱骂人。我并不想提出什么中西文化的大问题，我只是觉得那几年下午的时光被浪费掉，实在是太可惜。”

先生培植国文根底

从这段回忆看，梁实秋似乎属于后知后觉者，直到许多年以后，才意识到年少时期的幼稚与“未能远谋”的缺憾。但与梁氏同处一个大时代的清华学子中，亦有一些较早认识到老先生价值并努力向学的“好学生”，如一九二○级的刘师舜撰文回忆当年的学习生活时，不无感慨说：“中文部教师，名噪一时者，有马季立、饶麓樵、陈曾寿、戴梦松、左霈诸先生。笔者曾受亲炙之益者，有饶、戴、左诸师。饶师主讲文学史，为前清举人，学问渊博，出口成章。每上课一小时，先口授二十五分钟，然后写黑板二十五分钟，其所写出者，完全根据其记忆，袖间无片纸只字可供参考，而其所录出者，辄为层次分明之优美文章。盖其学有专长，对我国文学，早已融会贯通，胸有成竹，故能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凡知饶师者，无不佩仰不置叹为观止。戴师授课时，讲解明晰，无以复加，尤其对于小学异常注意。每于字之正俗写法，析疑辨难无微不至。”

刘师舜所说的马季立与饶麓樵等诸先生，在李济回忆中亦曾提及，李说：这位来自广东的马先生自称他早年教过后来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名士”的梁启超，并说梁启超下笔快得很，梁做他学生的时候，“人家做八股，他可以做十六股”云云。到了清华学校时代，当然不再做八股而是做现代文了。李济班上有一位姓谢的广东同学文章做得很出色，马先生说“给他一百分不够，要给他一百二十分。”马氏的幽默风趣，博得部分学生好感与好奇，李济认为“这是记忆里很有趣的事”，并说以上诸位先生都是“很好的教授”。犹让李济难忘的是来自湖南的饶麓樵。李的印象与刘师舜记忆相似，饶先生上课，“不讲话而只写黑板，把所要讲的话都写在黑板上，两个黑板写完了差不多了就要下课了。

他叫每人选一部自己喜欢读的书读，例如先秦诸子，或者《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我写的笔记、写的心得，这位饶先生相当欣赏，常常给我很好的分数和批评。在未进清华以前，在北京五城中学还有一位福建来的国文老师林琴南先生也教过我。我的国文根底就是由这几位先生培植起来的。”

李济所言大体不差，虽然他后来没有走文学创作与研究之路，而从事考古人类学事业，但从李氏主持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以及相关的考古学术论文来看，国学根柢深厚，确有《史记》遗风余韵，尤其晚年撰写的考古学论著《安阳》一书，其朴实、老到的文笔和流畅的语言，堪比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