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涛教授在去年二月份就曾发出“救救产科”的呼吁，那时候，我可能还觉得这件事离自己很遥远——不就是生孩子的人少了一点吗？可如今，冰冷的数据、权威专家的警告，还有身边一位位资深产科医生的感叹，像一记记重锤，实实在在地砸在我们每个产科医务人员心上。这不是简单的生育率下降，而是整个产科体系正在面临的塌方危机。
先来看一组让人心惊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是902万人，人口出生率只有6.39‰。也就是说，我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七年下滑，跌到了自194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背后，是产科正在经历的“寒冬”。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也显示，全国能提供产科服务的医疗机构，从2018年的2.6万家，减少到了2022年的2.3万家。短短四年，三千多家机构的产科消失了。这不是数字游戏，是我们身边一家家医院产科的真实关闭。
我是在1998年分配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孕妇选择在家生孩子。为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我们大力宣传住院分娩，甚至要翻山越岭，走进大山里把孕妇接到卫生院来。那时候我们卫生院有三个产科医生、一个护士长、三个助产士，我是科主任，我们几乎天天都在接生，一年能接生三百多个孩子。即便是前置胎盘导致大出血、需要紧急切除子宫这样的危重情况，我们也能处理。
后来，还是为了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政策要求稍有问题的孕妇必须到二甲以上医院分娩。慢慢地，乡镇卫生院就不再接生了——除非是那种一来宫口就已经全开、必须立刻上产床处理的急产。产科风险实在太大，一旦出现孕产妇死亡，对地方党政领导都是“一票否决”的大事。
我在乡镇卫生院产科干了七年，之后调到市中心医院的妇产科，仍然以产科为主。那时乡镇卫生院分娩量减少，加上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很多农村孕产妇都选择到县市级医院生孩子，报销比例也更高。我们那时上班时在医院接生，副班时还要下乡接病人。有时候在救护车上就接生，甚至在路上做胸外心脏按压抢救病人。那时候产科病房永远住得满满的，走廊里也经常加床。我们不是在产房接生，就是在手术室做剖宫产。我们做产科医生的常常感慨：这么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谁又能想到，一二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变了。
面对产科的萎缩，有人可能觉得这是市场规律，是优胜劣汰。但很多专家都在疾呼：这是系统性的危机！产科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还看不到底在哪里，因为目前的形势对产科发展实在不利。中国产科在世界上本来处于领先水平，难道我们就要这样眼睁睁看着它衰落下去吗？
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萎缩并不是均匀发生的。产科资源正在向少数头部大医院集中，而基层医院、二级医院的产科正在“批量消失”。这意味着，将来普通孕妇的分娩选择会越来越少——要么挤破头去大医院，要么在附近找不到合适的产科。这不是优胜劣汰，而是“系统性塌方”的前兆。
也许在综合医院的管理者看来，产科就是个“赔钱货”。首先，它确实亏钱。你可能想不到，现在产科的收费标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乡下接生婆”的水平。医保DRG控费之后，产科做一个亏一个，收费低得可怜，很多项目还被取消了收费，但运行成本却高得离谱。不管一天生一个孩子还是十个孩子，产房、手术室、医生、护士、麻醉师、新生儿科医生……全套人马必须365天、24小时随时待命，一个都不能少。
其次，产科风险极高。产妇可能前一刻还好好的，后一刻就因为情绪激动突然大出血，血流得像打开的自来水管一样，病情瞬间变得十分危急。产科医生常说，我们是“一脚在法院，一脚在医院”。一旦出事，就是天价赔偿——医院要赔，科室要赔，当事医生也要按比例承担。收费那么低，风险那么大，责任那么重，待遇却不高。换作你是院长，你会重视产科吗？
为了生存，也为了数据好看，有些医院就开始鼓励剖宫产。毕竟医保单病种付费对手术有倾斜，而且很多孕妇自己也强烈要求剖宫产。于是，剖宫产指征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把握。这导致了一个看似荒唐的结果：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剖宫产率是10%到15%，但我国的剖宫产率长期居高不下。
现在政府不断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发钱、给假，想方设法让大家多生孩子。可是，那个迎接新生命的第一个战场——产科，却被我们遗忘了，被不合理的考核制度逼上了绝路。
我觉得，政府真的要加大对产科的投入，说白了就是钱要给到位，建立真正体现“产科价值”的定价体系！我们必须彻底摆脱“接生婆”级别的收费标准。要把产科的服务价值，特别是那些“看不见”的劳动，比如预防、管理和咨询等，都纳入收费项目。顺产的管理费、高危妊娠的监护费，都应该大幅提高。
同时，应该设立专项补贴。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产科稳定发展专项基金”，对妇幼保健院的产科进行直接财政补贴，弥补它们的政策性亏损。
考核方式也要科学合理，为产科“量身定做”评价标准。应该立即停止用CMI和四级手术比例这些指标来考核产科！我们需要建立一套以“母婴安全”为核心的新评价体系。什么是衡量产科好坏的“金标准”？应该是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产后出血率、纯母乳喂养率、自然分娩率、患者满意度……做得越好，奖励就应该越多。
我们还要让产科医生有尊严、有奔头，把人才留住。要通过提高收费和专项补贴，确保产科医生的收入和他们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相匹配，甚至应该向这样的高风险科室倾斜。还要建立职业保障，比如探索设立由政府、医院、医生共同参与的产科医疗风险分担基金，减轻医生个人在医疗纠纷中的赔偿压力，让他们敢看病、敢担责。
分级诊疗也要做得更合理，让每一位孕产妇都有地方可去。要通过政策倾斜，确保每个区县至少有一到两家设施完善、技术可靠的助产机构，负责正常和低风险孕产妇的分娩，形成“金字塔”式的服务体系。
如果有一天，产科医生真的严重短缺，一个城市找不到几家像样的产科了，难道我们又要像当年挽救儿科那样，拍拍脑袋说：“让内科医生转行去看产科吧！”这可能吗？一个内科医生，能在一夜之间学会处理羊水栓塞、肩难产吗？能熟练进行新生儿复苏吗？没有了产科，没有了愿意奉献的产科医生，谁来为我们的下一代接生？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今天，我们为产科发声，不只是为了我们产科人的命运，更是为了每一个家庭、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