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位于黑龙江的西南部，地方不大，是因发现了石油而凭空创造出的一座城市，人口分散，居民楼多是围绕着油企下面的各个子单位而盖，在开放商品房之前，一个小区里住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厂子的员工，又因国家承认标准的差异他们被分为了全民，大集体，子女工和家属，工人内部的歧视链也就这么产生了；即使到了90年代末期，商品经济在山海关内搞的如火如荼，东北也还是对这种怪异的生存方式嗤之以鼻；在当时的东北人心里是很难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可以不靠国营单位而活。

      在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班上一共有60个同学，其中59个都是那种父母在国企上班的；只有一个男同学，他父母经营着一个小卖部，被学校划为了借读生，每学期要多交几百块的借读费，每次学校收户口本的时候，老师都会翻开他的户口本，打开看一眼后用大家都能听见的音量轻声说一句：呵，个体户啊。

      我没有问过那位同学当时的心情，也没有试着体会过他的感受；只记得每次学校组织运动会的时候，他的父亲总是会从小卖部里搬来一箱又一箱的饮料，然后他的母亲会热情的问我们想喝哪个。每次老师总是会说一句：破费了。他父亲会一边擦着汗，一边说道：都是工厂过节发剩下的，让我收了来，便宜的很。

      我当时始终认为班主任应该不会对这殷勤的一家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毕竟那些所谓的国企正式员工们经常会穿着沾满油污的工服跑来学校为了一点孩子的小事而跟老师对峙，甚至是争吵。直到有一次我因为记不清的原因被叫到办公室罚站时，听到班主任在和另一位老师聊天时不停的用着个体户，盲流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们一家时；我才知道，有时候在偏见面前低下头努力并不能改变什么。

      而当时大部分的油企工人也积累出了一套所谓的处世哲学，那就是在表面上看都是客客气气，但背后都尽显苛刻刁钻之能事。即使是在油企内部，因工作岗位的不同也会产生相应的歧视；而身处歧视链的上游还是下游，完全取决于你能从工厂里拿出多少东西来卖。

      他们的一言一行也渐渐的影响到了他们的子女；我清楚的记得当时班级里学习比较好的女生被班主任请到讲台上朗读她的作文，作文内容大概是外地来的买卖人租了本地人的房子，做了她家的邻居后是如何影响了她的生活。她的表情语色，历历在目，讲到动情处时甚至会哽咽一下，一副活脱脱在北朝鲜深造过的样子。

      这种所谓的优越感并没有持续很久，与东北经济成反向发展的是越改越高的商品性住房；那些靠单位种种便利积累下的财富也慢慢变换成了最新的住房，最时髦的家电；而老房子则卖给了老城区内做买卖的小商贩们；那些没搬走的职工看着自己的邻居变成了渔夫菜贩，脸上的荣光随着身体日益松弛的肉皮一起慢慢下沉。

      随着工厂状况的衰败，人们发现能从工厂里顺走的东西越来越少；那些曾经和善负责看管库房的工友也因绩效与收入的挂钩变得严厉起来；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在有限的收入下活的体面，看见厂子里有人为了一个献血的名额而争抢时总会用鄙视的口吻说一句：操，活不起了。然后上了公交却连1块钱的车票都想要逃。

      大规模的下岗潮并没有侵袭大庆，但低生育率伴随着的是慢慢走高的离婚率，宾馆小时房越开越密，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把荒芜的日子用一段段摇曳的男女关系塞满；临街的商服开满了药房；明眼人都知道这些药房并不指着卖药挣钱，工人们可以拿着医保去里面换出高压锅，保健品，皮带羽绒被等生活用品，算是工厂给他们留下的最后一点福利。

      那些经历过大庆最辉煌岁月的人们也渐渐的老去了，他们和这座城市一起成为了一个失语者，在过年的餐桌上看着家里的晚辈说着他们完全听不懂的话，用着他完全不能理解的方式生活着，双方都不能再各自的身上获取认同感；年轻人不停看着手机，而上一代人则将杯杯白酒一饮而下，这些勾兑的白酒很快麻痹了他们的神经，他们的舌头；窗外跨年的鞭炮声化作一个仪式的符号，暗示着一个跟过去完全一样的新开始。

      前几年借着房地产的火热，有的人卖掉了多年前买的商品房后，又换回了过去的老房子，然后用剩下的全部积蓄在海南买了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自此变成了候鸟，春归冬去；每年积雪初化时，你总能在一条条长椅上看见刚刚飞回的老人们，他们各自相望，尴尬的笑笑，看看谁回来了，谁没有，谁以后都不会回来了；每个人不咸不淡的聊着身体，子女，和退休后的待遇，枝头上叫春的鸟儿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子在蹉跎里又混过了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