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老屋，其实不老，是七十年代末亲戚们帮凑建的。用的木料全是叔叔拉来的旧料，建也是舅舅们家来了好多人帮盖的，就连砖也是姨夫开车帮运的。建好后住了好多年，兄弟姐妹们的青春几乎都耗在这里。后来陆续搬走，空置几年后在城中村改造中拆了，原来的村子也拆了，村民们都搬进了楼，空出的地铺满了铁轨，也不知通向何方。
好几次路过曾经的老屋，总莫名的停车看看，明知道一点踪影也没有， 却还是情不自禁；有时做梦，会梦到那个承载我童年的老屋，梦见屋里的人。醒来后又怅然，光阴去了，屋已去了，亲也已去，……
老屋在村学校的后面，与其它村民的房屋一样，是标准的坐北面南的正方形四合院。北面一排五间，中间的三间打通，是堂屋，父母住。每间房有炕，冬天除堂屋有火炉外，其它房间全靠土炕取暖；西面三间打通，哥哥住。旁边还有猪圈和厕所；东面三间，两间是伙房，一间类似杂役房，搁一些破东烂西物件；南面靠墙的空地是用砖围起来的花园。也没养啥花，有几棵果树，空地种菜，供一家一年用度。
农村住房，特别注重大门。一般要请风水先生看看，讲究特别多。什么大门不可镜子照了，什么大门不可直对厕所了，什么大门不可面对灶台了，还有怎么聚财了，等等，都要讲究。讲究来讲究去，大门总是修的很高，要好几级台阶才能上去。我家大门也一样，有5级台阶，上去后还有门槛，过了门槛才能进院子。门头顶一般都有飞檐翘角，又不是大户人家，看上去中看不中用，费钱。这可苦了架子车，进进出出的总要人抬，谁也明白这个道理，谁也这么干，拗不过所谓的风俗。
老屋的地，家境特别好的抹着一层水泥，绝大多数铺的是砖。母亲每天要拖好几遍，地上的砖拖的红红的，像是刷了红漆，还泛着光泽，太阳照进来时，直晃眼。
每当这时，院子里开始有了“咕咕”的鸡叫，母亲会拿上簸箕，里面有不多的土粮，边撒边“咕咕”的叫，让鸡都来吃粮。有时，稍不留神，隔壁院里的鸡也会问讯赶来，悄悄的一步一步边看边往里挪，到了脖子能够上的地方，先试着吃，感觉安全了，才放心的不管不顾的低头猛吃。也没吃几口，就被发现赶走了。好像没记性，第二天又会不请自到，当然，受到的惩罚也就大了。
那时，在院子里养着一头母羊，奶水很足。照顾羊的任务大多交给我。放学拔完草，自己吃不吃先给养要喂，有时还偷偷的喂点粮食、喂点菜啥的，闲下来还会牵上它，上山放放，好有感情。那头羊当时还顶了事，下奶的时候，每天挤出的奶，要给屋前学校的蒲老师卖1斤，用卖奶的1角4分钱贴补家用。每天剩下不多的羊奶，母亲倒在锅里，按每人一碗的量再添够水，热热，就着馍，就解决了一家的早餐。
栓羊的地方，是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枣结的特别多，特甜。这颗枣树大的枝有四个，三个在院里，一个枝长在了院外。开花结果的时候，一大片都被枣树遮盖，枝繁叶茂的占据了小小的院落的不少空间，很是壮观。枣熟的时候，院外枣枝上的枣早被人打净了，有伙伴想吃枣，就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进到院，上到墙上，把院子里边稍稍靠墙的枣枝使劲往墙外拽，边摇边拿棍子打，噼里叭啦掉落一地，院外的小伙伴赶紧捡，而后装满口袋，一起高高兴兴的跑到山上，得意的享受胜利成果。
冬天父母屋里烧的是用来取暖的烤箱，用的煤大部分是我们捡的懒炭，里面的火老是温温吞吞，只有做饭的时候，才舍得弄旺。每到饭点，全家人聚在一起，有的上炕，有的在地下端的碗，不时从烤箱里取出一个烤洋芋，或者烤馍，吃的津津有味。这时看上去更像是一次家庭会，不管是家里的事，还是村上的事，都可以拿来说。说到高兴处，偶尔提点小要求，父母往往总也尽量满足，记忆中这是家里比较热闹的场景。
后来去外地上学，或者工作，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每次回家，到了老屋，都感觉特别踏实，特别温暖，不像在外，钢筋水泥围住的百十来个平米，搁在空中，老好像在飘，落不了地。
母亲在的时候，每次离开老屋，母亲总要站在拐角，目送我沿着学校旁边的村道，一直走，直到望不见。后来一次，我拐过村道的拐角，到了母亲看不见了的地方，我又拐过来，立在母亲能看见的村道上，想再看看母亲。可没想到在母亲分明能看到的地方，母亲站了一会，像是没看到我一样，折回头走了。这时，我意识到高度近视的母亲已经看不到这么远的地方，全凭脑海的记忆，凭心里默记的距离在送远方的儿呀，不由双眼湿润，哽咽的挥挥手，告别母亲。
从那以后，每次离开，母亲依然站在老屋的拐角，我每次走到一个叫玲玲家的位置，知道母亲已看不见，就再也不往前走，不再躲，返回头，噙着泪，默默看着母亲，直到离开。后来的许多时日，想起这一幕，总想办法回家看看，不然总觉不踏实。
现在，母亲走了，老屋也没了，往昔的记忆也不知去哪寻找，剩下的那点只好放在灵魂深处吧，别再讨扰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