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病床上与太太聊天，从身处的病房聊到牢房。

　　世界上与病房最相似的地方是牢房。因为：一、住在里面的人都不自由；二、住在里面的人都没隐私；三、它们都是常人不乐意去的地方。因此，世界上与监狱最相似的地方就是医院，尤其是精神病医院。医院的主要功能是治疗人的肉体和精神疾病，必要时有权限制人的自由；监狱的两项重要功能分别是剥夺人的自由（惩罚功能）和矫治人的精神偏执（改造功能）。显而易见，我国的精神病医院兼具医院与监狱功能；精神病人的自由受到的限制也与关在监狱里的犯人最接近。我想，对此有深刻认识的，莫过于我国的地方政府。......(此处删去273字。)

　　病房与牢房、医院与监狱的关系如此密切，则住在其中的人同感不幸福，自然是应有之义。可是本人自一月五日入院，至今日足足一个星期，整日被关在病房之中，期间仅“放风”一次，然而竟没有一丝不幸之感，反而感觉周身被幸福所包围。这是为什么呢？我的解释是：因为有你天天陪着！但太太对此又有不同看法：她认为是因为每天都有年轻的护士进进出出病房的缘故。考虑到她的看法与我的解释并不冲突，我又认同了太太的说法。只是补充了一点，这些日子里，来自同事们和朋友们的关心，应当也是我的幸福感的重要源泉。对此，太太深表赞同，我们衷心感谢我的各位亲爱的同事们和朋友们！

　　我的思绪，不禁从正在住着的病房，飘向那从未体验过的牢房。我想，有没有人住在牢房中，也能感受到幸福呢？我拿起枕边一本薄薄的书《现代君主论》（之所以带上这本书，正是因为其薄），向太太介绍起这本书的作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国际共运史的重要文献《狱中札记》，是在法西斯监狱中写成。由此我又想起我党创始人陈独秀，他有一段名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陈独秀同志正是以其一生的身体力行，真正实现了他自己“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豪迈宣言。1932年10月陈独秀同志最后一次入狱，在狱中，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著书计划，拟在二三年内撰写《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酥与基督教》和《我的回忆》等书稿；不过实际完成的著述，仅是几篇有关文字学研究的著作及未完稿。比较而言，葛兰西直接以监狱作研究室所写作的长达数千页的《狱中札记》，——记载了他对国际共运、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美学和历史学等等理论的思考和探索；其独树一帜的实践哲学和他所提出的“霸权”、“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阵地战”等理论观念，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似乎比陈独秀同志在狱中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为大。对于这种差异，我想应该不能归因于陈独秀同志的水平问题，而是国民政府的监狱与意大利法西斯监狱的“研究条件”的差异问题。

　　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党的革命志士及先烈在国民政府监狱中从事“研究著述”的，陈独秀同志之外，最早知道有一个叶挺将军，留下了一首著名的狱中题诗；后来知道方志敏烈士，学过他在狱中所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后来知道除此两文之外，方志敏烈士在狱中还写有《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十多篇文章，共计13万余字）；再后来是瞿秋白烈士，记得十几年前初次读到他的《多余的话》，不禁浑身颤抖，如遭电击。其他在狱中进行“研究著述”的革命志士及先烈肯定还有，我见识寡陋，不得而知；但我想，所有我党的革命志士及先烈的狱中“著作”，统统加起来，恐怕也抵不过葛兰西《狱中札记》吧。如前所述，这不能不归结到国民政府的监狱与意大利法西斯监狱的“研究条件”的差异。我痴痴地想，上述革命志士与先烈中，似以瞿秋白与葛兰西的气质最为接近，如果国民政府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一样，耐心对待瞿秋白，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份篇幅巨大的瞿著《狱中札记》，而不是短短一万六千余言的《多余的话》呢。

　　安居病房无余事，痴心妄想何其多。回到前文的疑问，到底有没有人住在牢房中，也能感受到幸福呢？我搜索脑海，似乎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据我所读的文献记载，我国历朝历代直至国民政府的牢房，应该产生不出幸福感。葛兰西的《狱中书简》曾经言及他在狱中的感受，也只是说并不感到孤独，似乎并未直言感到幸福。忽然想起前几年在网上看到一位如今已保外就医到M国的某位人士的访问记，自述其在狱中十年，读了一千多本书，当时即叫我惊羡不已。在我看来，这样的生活稍加修正，就是十足的幸福生活：可见在我党光辉的照耀下，幸福无处不在啊！

（2011年1月11日，珠海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