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祭坛在考古遗址中的出现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无论是南方的良渚文化还是北方的红山遗址，都有大型祭坛出现在聚落遗址的显要位置，它证实了祭祀文化在聚落时代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如图032)。这些祭坛的占地面积一般都有数米到数十米的跨度，夯土基础，有些表面还铺设了砾石，并有一些附属设施。80年代中期在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祭坛还设有类似神庙一类的建筑，并出土了形体高大的泥塑人像和祭祀使用的陶土器物，其中以女性棵像最为著名，被认为是早期杰出的艺术作品和文化实例。
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情况看，良渚文化位于余杭瑶山和相距不远的汇观山的大型祭坛都不仅仅是单纯用于仪式的目的，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祭坛本身的设计结构表明，祭坛也用于观测天象。由于季节变化及其规律与先民的生活直接相关，他们很早就掌握了相当的天文知识。当然，最大可能是当巫师或祭司在特定的日期进行天象观测的同时也进行仪式繁复的祭祀活动。
如果说村赛文化时期的原始舞蹈和宗教活动多少有点自发性的话，这时已经有了仪式性质的祭祀，不用怀疑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巫师或者祭司，考古遗址中的大型祭坛是他们职业化的例证。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聚落群体比以往更加扩大，与现代社会的情况一样，越是人口密集的地方问题越多，于是聚落群体中某位有着特殊才能的人开始成为受人尊敬的领袖或巫师(如图033)。他们的工作并不轻松，他们可能是身兼数职的人物，比如医生、教师、参议员、组织者甚至工程师，是整个聚落群体的精神领袖和文化精英。
这些人的地位显赫而且受人尊敬，他们理应拥有与众不同的身份标志。珠子这类佩饰是最直接的辦识办法，于是这时的珠子不再是村寨时期那些兼职的手工艺人随便找到什么可用的材料，利用闲暇时间专心致志地制作出一个珠子戴在身上就可以，虽然珠子可能也承担了护身符之类的作用。聚落文化时期的珠子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它们是专门的工匠使用专门的材料，为着专门的对象一一最大可能是聚落首领和神职人员制作的。如果说村寨文化时期的那些陶器图案和骨制工具看上去都那么质朴天真，聚落时代的美术形象则开始变得神秘威严。无论是红山文化的匀云佩，还是良清人的兽面纹，我们惊讶的不仅是古人用什么样的工具和办法来实现那些复杂精美的工艺，更多的是对文化的难以解读和将这些文化见诸于视觉形象的想象力。
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良清、辽河流域的红山、黄河流域的大汶口等几个考古遗址都出土珠子，那些珠子和坠饰不仅形制各异，其组合方式也开始具备有意识的整体设计，那些具有强烈形式感的珠子以及它们与其他佩件的组合方式告诉我们，这些装饰品是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这三大流域的珠子和坠饰都以玉料为珍贵，但美术风格各有特点，总体上北方偏造型而南方擅文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南方的良渚文化的珠子和组合形式，这些珠子不仅工艺精湛、造型独特，而且数量惊人，并具备繁复的穿缀和组合方式。从现有的出土资料来看，它们是聚落中那些特殊人物的标志物，它们可能被这些人经常穿戴在身上，因为出土的珠子有明显的长期穿戴的痕迹;也可能在聚落祭祀仪式中作为某种中介物直接参与祭祀。虽然那些形制各异、组合奇特的珠子和小装饰品在我们现在看来都难以解读它们真正的意义，但是在当时的聚落民众眼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只是一个共有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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