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7月，我从黄石一中高中毕业，回到家乡东风农场。入党申请书一交，裤腿一卷，就去参加“双抢”。其实，正式分配工作是9月1号，本来可以像现在高考完的学生，有近两个月神仙般的逍遥，享受下放前最后的幸福生活。而我上赶着提前投入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知青生涯，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去的地方叫“新桥”。那是北炼山脚下的一个生产大队，因去场部南炼山的途中新建的一座石头拱桥而得名。
说到桥，就得说水。东风农场是被夹在三山湖和保安湖之间的一个狭长的半岛。拱桥之下，是两湖之间的一泓可以过船的水道，连着一片清澈的湖水，阳光下可见银鳞闪烁、鱼翔浅底，而湖底没有淤泥，是一片难得的沙底泳场。桥两头是渐缓的坡路，路的两旁稻田与湖岔交织，荷香伴着稻香送爽，加上绿草护堤、杨柳侧立，远远地看去，真像是西湖的断桥。
“双枪”，与季节赛跑，要在骄阳似火的7月抢割早稻、抢种晚稻，所谓“不插八一秧”。那是怎样的狂热啊！我穿上了“天然背心”（阳光在我身上烙下的杰作），手臂被晒得乌黑，蜕了一层又一层；淤泥里插秧，我总是食指、中指和拇指捏一兜秧，插一下水就“咕咚”响一下，引来蚂蝗爬满腿肚，叔叔阿姨告诉我，不能拍打，否则吸盘留在肉里，伤口溃烂难好。
终于学会了无声插秧法，可还是“咕嘟咕嘟”响个不停——那是肚子不争气，饿啊！猛听得有人喊：“馒头来啦！”大伙便如听到了大赦令，一起“簌簌”滴涉水往田头跑，也不管手上的污泥，抢得一个馒头便就着大碗凉白开往口里塞......，那是我一生吃得最香甜的食物啊！
割稻子。风吹草帽要掉，我竟随手用镰刀往头顶一勾，一股鲜血顿时就下来了，还好不重，要不就开瓢了！把周围的农工吓个半死，也被传为笑谈。
渐渐，我也学会了把稻草捆成瘦腰三角形，一个冲担杀四捆，在田埂上飞跑还能换肩。一餐八两饭两个菜，撑个肚儿圆。说话也学着别人“带渣子”（和英语中的“F”词缀有异曲同工之妙），觉得那样才叫爽，才TMD自然。
月夜打谷场。脱粒机停止了轰鸣，我和一个叫小郭的东北小伙，灰头土脸、满身是糠地累到在稻草堆上，对着一轮新月谈天说地，给队里的姑娘一个个打分。他那壮硕的躯干、黝黑的皮肤、洁白的牙齿，特别是憨厚的笑，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就这样，我的两个月义务“双抢”飞快地过去了。等到我的同学们来场报道，我已是接待他们的“老农工”，差点没被认出来。
后来，我被正式分配到开山队（见《我的师傅》）。每天清晨，我们迎着朝阳、推着装满铁锤钢钎的板车，叮呤咣啷地从桥上过，向北炼山工地走去；每天傍晚，又踏着夕阳，拖着工具和疲惫不堪的身体过桥，回到南炼山场部。
我总是那个“开车”的人，过桥时无暇赏景。队里有个姑娘叫繁，长得很像电影演员袁霞，总是兴致勃勃地在车前车后叽里呱啦说个不停。雅号“麻雀”的她却有一付“云雀”的好嗓子，边走边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她那一条乌黑过腰长辫（后来演铁梅正好用上，那是后话）甩来甩去，撩拨得哥儿们心痒难耐。每当车过拱桥，她总是冲下护坡，摘来红花绿草，插在我的车栏板上。有一次她摘来一束金银花，满心欢喜、蹦蹦跳跳地递给我，而我却不屑一顾，随随便便丢到车上。她红着脸落在车后，好几天不理我。
一年后，农场调我到新桥子弟小学当校长，唯一的教师竟然是她，已经在那里先我任教半年了。再见到我时，她眸子亮了一下，又慢慢暗了。我是知青标兵、场团委委员，表面上严守不准谈恋爱的禁令，骨子里对她却有恻隐之心，是动情还是歉意，我也说不清楚。 我一本正经的打着官腔布置工作，她一言不语记录照办。两人没有任何久别重逢的客套，也绝不提当年金银花的事。不苟言笑的她，与从前那个叽叽喳喳的“麻雀”判若两人。
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也未能免俗，渐渐的有了些牵挂。她在教孩子们音乐课的时候，我往往放下书，躲在她看不见的角落听。我在伏案改作业时睡着了，被一袭花香惊醒，原来有一束金银花插在我的书间。她本来嗓音高亮，我给她整来《知青丛书》中一本教唱歌的书，她无师自通地竟然练出了美声的味道。学校有一部破旧的脚踏风琴，虽然一踩呼哧呼哧漏气，而且逢“i”不响，但好歹是个乐器。我弹她唱，看她不时地把火红的围巾向后一甩，俨然有了歌唱家的范。
正当我和她心有灵犀，即将捅破窗纸，无意间听到别人说，在我离开开山队后，她被一哥们穷追猛打，渐渐抵挡不住，似乎也动了芳心。年轻啊，听任本能，哪有理智，一时间醋浪翻涌，想象让我妒火中烧，竟然把以讹传讹的污秽一股脑泼在她的头上。
那是隆冬腊月的一个晚上，雪花飘飘洒洒。她应邀敲开了我的门，呼着热气搓着手，一身紧致的袄裤，虽是素衣素服、打着补丁，仍能显示出少女美妙的身材。那条火红的围巾上雪花点缀，在胸前打了个结，更加凸显耀眼。红扑扑的脸蛋，抬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没有了下级的矜持，而是回到了桥边采花时的神态。满眼的期望，眼睛在说不用挑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学生反映你小资，上课时带着围巾裹着头，有时进了教室还不摘口罩，对贫下中农的子弟没有感情。是这样吗？”
她愣住了。睁圆了双眼看着我，仿佛看一个怪物。然后，叹了口气，似笑似哭地看着地下，一言不发地转身、开门，投入到冰冷的风雪中。
日子回到了从前。她依旧素衣素服，自习来校，到点回家，除了眼圈变黑和不见了红围巾，似乎看不出异样。
没过多久，传来了市政府撤销农场，知青要转到市里去的通知。这当然是天大的好事：我们要登堂入“市”，时来运转了。
都走了，除了她。她父亲是劳改就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家人窝在一个窝棚里接受监督。她本来是可以脱离倒霉的家庭环境和我们一起回到黄石市的，但据说怎么劝都劝不动，宁愿背负家庭恶名，“非转农”, 留在蛮荒的“西伯利亚”终老，也不愿再与命运一搏。
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当地一个民办教师。
从那以后，那条火红的围巾一直在我眼前燃烧，那一束金黄的金银花的清香也挥之不去，经常飘进我的梦里......。
我试着给她写过一封信，说想学唱歌，请把那本教唱歌的书再借给我。
若干年后，我收到了那本残破不全的书，没有一个字，更没有寄出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