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丞相丙吉，算是历史名臣。有一次外出，路遇一伙人群殴，死伤者横七竖八倒在路上。丙吉视而不见，径直驱车前行。适逢路边有人赶牛，看到气喘吁吁的牛热得吐出了舌头，丙吉赶紧停车询问：“牛走了几里地？”
属下质疑丞相不在乎人命，却关心牲畜的痛苦。丙吉解释说，“百姓斗殴互相伤害，是长安令和京兆尹的治安范围，宰相不必处理这些小事。而春天不是太热的季节，行走的牛却一反常态表现出中暑的迹象。我担心时令失调，危及今年的粮食收成，所以迫切想了解这方面的事。”
人们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强调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物要有高屋建瓴的大局观，轻重缓急的务实性以及包容宽厚的大肚量。丙吉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些原则，所以被公认为千古名臣。
同样是位居宰相，明代永乐年间的直臣吴讷的做法就有些耐人寻味。杨公复为南京大理寺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按说，官做到这一步，也应该是大富大贵了。偏偏这厮家境拮据，捉襟见肘，悄悄在家养了几头猪打算贴补家用。因饲料短缺，不得不打发书童每天到玄武湖中捞些浮萍水草充作猪食。当时吴讷掌管都察院（专门监督官吏的衙门），不知是不满意杨家擅自发展家庭副业，还是担心他破坏生态平衡。这人时不时立在路上，亲自阻拦杨家书童打捞猪草。以宰相之尊为村宿之事，此翁实在放得下架子。杨公复为此极为恼怒，写诗一首直讽长官吴思庵：“太平堤下后湖边，并非君家祖上田；数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好撑船！”
要说吴讷这个人，明史上颇有篇幅：“敬慎廉直……布衣蔬食……环堵萧然”等等，总之是一位洁身自好的廉吏。
明代文人王錡在他的《寓圃杂记》里，有这样一段吴讷拒贿的记载：有一次，吴讷奉命巡视贵州。在返京途中，掌管贵州兵、刑、财政三司的官员联手从府库取出黄金百两，派人追到四川夔州的船上，送达吴相手中。吴讷对于钱财素无兴趣，连封皮都没启，就提笔写上一首诗，将原物退回，潇潇洒洒顺江而返。
其诗曰：“萧萧行李向东还，将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与土物，任尔沉诸碧波间！”
就是这样一个拒腐不沾的权臣，如今看到同僚搞些发家致富的勾当，一时难以容忍应该确有其事。但在旁人看来，不管怎么说，作为宰相这事弄得太接地气，管得也太细了。
比起前面提到的丙吉，吴讷显得视野和肚量都有差距。其实，这两个品质一般，精神和地位相似的文人，只是因为人格类型的不同，行为处事就出现了如此之大的差别。
近代科学证明，多样化的人格是人类社会改进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人格本身并无高低好赖之分，只是各有特色，各有偏倚。正是因为这个特点，人类社会才能像自然界那样春兰秋菊，五彩斑斓生生不息。无须做太多观察，我们会发现周边的人就像山中的草木花卉，个个本色鲜明，自顾自绽放。
譬如性情中人，坦荡率真，鲁莽直接。从玩牌下棋这些智力游戏中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弱点。胜则骄、败则馁，毫无掩饰。喜怒哀乐如同青天白日，赤裸裸挂在空中，人人得而易见！
相反，有的朋友让人看不准、参不透。其心思如云遮雾障，层层包裹。如孔夫子言：“险如山川，难如测天。”和这种人打交道，就像云南那旮旯里玩赌石一样，平常人即使倾家荡产，终究不得要领！
这种人里面最出名的，要数唐玄宗身边的宰相李林甫。厚貌深情，笑里藏刀。《唐书》记载：“其貌状温柔，与人语必嘻怡微笑，然谝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其笑里藏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谓之李猫。”
人进化出猫的习性，阴贼不测，出手带毒。与其共事，恰似与狼共舞。他还几次加害当朝王储，幸被李隆基识破，未遂其愿，却替自己留下延及身后的祸根。
与他迥然不同的，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格。《后汉》书中提到：“司马徽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人称好好先生本于此。”
“好好先生”这个称谓，是否本于汉代司马徽，已无法考证。但像他这类迂腐的人格，《后汉书》还有一则记载：“樊英有疾，妻使婢拜问，英下床答拜。有人质疑何必如此？英曰：礼无不答。”像这种礼贤下士的人格，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在如今达官巨贾等成功人士之中，亦不乏其人。
卓奇写于2018.鸡年除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