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背负着一段看不见的历史，单凭这一点，宽容就是必要的。
我觉得父母对我的奋起反抗是欣赏的，我为此感到高兴。那是我心里的一团火，他们想让它燃烧着。
我们的父母从小给我们灌输使用标准词汇说话的重要性，他会一丝不苟地纠正我们地语法，告诫我们说话吐字要清晰。总的意思是，我们要超越现状、走的更远。
“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处理吧”这是有一个把孩子推向世界地行动。她的每一个行动背后都有一种沉着地自信作为支撑。这不是她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而且永远是我们的。
窥见了之前对我而言隐形的某些东西-特权和人脉，他们就象悬在我们头上的一些半隐藏的梯子和导绳，准备好把我们中的一些人而非所有人拽上天。
他要学生写保证书，晚上不看电视，做两个小时家庭作业。他要求家长承诺关注孩子的学业。他抵制住在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社区蔓延的失败感，敦促人们停止自哀自怜，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呐喊道，有谁是因为太穷，而不能晚上把电视关掉两个小时的。
“我早就说过你不行”。这种噪音不会消失，但我知道的那些成功的人都想出了办法应对，那就是依赖那些对他们有信心的人，并不懈的向目标挺进。
听到他们的发言，我意识到他们并不比我们这类人聪明。他们只是胆子大而已，是古已有之的优越感支撑着他们的自信，历史从未告诉他们不一样的事情。
如果在高中我代表的是我所在的社区，那么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我代表的则是我的种族。
激励本身是肤浅的，你必须用艰苦的工作来支撑它。
我不由得想起来我的父亲，他刻意地放低自己的目标，避开每一个风险，就为了让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母亲的话也在耳边回响，先挣钱，然后再考虑成就感的事。
写作有疗愈作用，而且有助于理清思路，所以他多年来一直断断续续的在写日记。
他和高中高朋友持久的友谊显示了他在人际关系上的连贯性。
他让我们这样的家庭充满了新的、更深层次的希望和兴奋，尽管我们心里明白他竞选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
我开始意识到他对于希望的理解比我要深刻得多。我意识到，让自己从困境中挣脱出来是一码事，而付出努力让那个地方摆脱困境是另一码事。
他不是牧师，但他确实是在宣扬一种愿景。
那是一种怨恨，一种信心得缺失，它存在于我们认为不可收拾的每样东西、每件事情上，包括我们自己。
我也开始欣赏他从容的步态，他从不敢时间。
快乐似乎是一切的起点。
后来我母亲想办法把我救了出来，我人生的好运从那里开始滚雪球越滚越大时，我知道我并不比那间教室里的人聪明，我只是有后盾。
他们的美德都有优越的背景支撑，所以不必为未来储蓄。
我将“公众联盟”视为自己初生的孩子，它让我精疲力竭而又充满骄傲。每晚睡前我都会在脑子里过一下要做的事情，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脑子里已经列好了当天、当周和当月的待办事项清单。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现实意义、能直接影响他人生活，同时又与我的城市和文化相联结的事情。
他已经成功梳理了他的人生故事，把身份碎片串联在了一起，通过写作的方式，让自己完整起来。
他的母亲让他认识到文学的丰富以及有理有据论点的力量。
失去她的痛苦就像在我们身上插了一把刀子，紧挨着他的另一把刀，是父亲离世时插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的婚姻关系非常均衡，他有他的目标，我有我的目标。
这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都明白这是为了检验你是否具备领导这个国家，甚至代表这个国家的韧性，感觉就像每天给你的灵魂做透视，一遍遍地扫描，不放过任何差错。
我渐渐明白，拉近距离就能减少怨恨。
他身边都会有一名军事随员，随身携带一个45英镑地手提包，内含核军火启动认证码以及精密通信设备，叫核弹橄榄球。
我慢慢学会了如何将我想要传达地信息与我的形象结合起来，如此一来，我可以大胆、自信地直视任何人地目光了。我可以选择穿一件很有趣地外套，边开玩笑变谈论儿童饮食中地含盐量问题，这样就一点都不现得枯燥乏味了。我也可以为了宣扬“让我们行动起来”这一运动而在直播现场与主持人进行俯卧撑比赛。
我是幸运的，一路走来，不论是我的父母老师还是导师，都一直不停地向我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你很重要。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希望将这一信息传递给新一代人。
一个人是可以以两种截然不同地态度对待生活地，既要立足现实，又要展望未来。一边努力生活在当下地世界，一边努力去创造理想中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