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验性公立学校KIPP学园项目在纽约卢·贾里格初级中学宣布启动。KIPP学园是个教育项目。学园采取大班授课的模式：五年级的两个班，每班有35名学生。KIPP的学生入学不需要考试，而是从布朗克斯区适龄四年级学生中随机抽选。

KIPP学园像极了那种设立在糟糕的地区，在糟糕的校园环境中专门出产让老师头疼的学生的学校——但当你走进这里，你会对这里井然有序的一切大感意外。

这种观念——休息问题影响工作成绩——自然跟亚洲的关于学习和工作的理念不同。亚洲人的这种世界观形成于稻田之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每年种植两季甚至三季水稻，休耕时间很短。事实上，稻米的营养成分主要得益于水的灌溉，所以人们耕种的次数越多，收割的粮食也越多。

但是西方农业却恰恰相反。无论是麦田还是玉米地，每隔几年必须休耕，否则土地很快会贫瘠。每年冬天都有一些土地需要休耕，而休耕就会减缓春种秋收的节奏。据此，教育改革者对学童大脑耕耘的方式就容易理解了。在建立教育规范的时候，人们通常遵循与此类似的其他规范，而他们只知道小麦的种植需要休耕。所以，头脑即便需要耕耘，也不应过量，否则就会贫瘠。如何避免大脑贫瘠？那就是将暑假假期延长——这项美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对美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看出问题所在了么？我们看看第1列，即小学一年级学生暑假过后的情况。富裕家庭的孩子9月回到学校时，他们的阅读成绩提高了15点；而同期贫困家庭的孩子阅读成绩下降了近4个点。穷人家的孩子在学期中有可能比富裕家庭的孩子学得多，但在暑假期间，他们却大大落后了。

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拥有优势的根本原因浮出水面。在亚洲，学校的暑假并没有那么长。为什么？因为，凡是崇尚勤奋取得成功的文明，都不会让学童随随便便放3个月那么长的暑假。美国学生每年在校时间平均为180天，而韩国是220天，日本则是243天。

根据近期世界中学生数学竞赛结果，就代数、微积分和几何知识的掌握情况看，日本十二年级学生得分为92%。这正是243天学习的结果，学生们有足够长的时间学习一切应该学习的内容，遗忘的可能性也大为减小。而美国十二年级学生得分为54%。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学校，而在于美国的暑假制度不科学。这也正是KIPP学园要解决的问题。KIPP学园将稻田文明的精华引进了美国。

“增加教学时间使得老师能在更轻松的气氛下教学，”数学课后考克兰老师说，“我发现数学教学完全取决于方法。那些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完全是因为受到了激励。认为有些人擅长数学，有些人则不行，这完全是人们的成见，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增加教学时间可以促使老师有更多时间给学生们讲解数学，同时放缓孩子们的学习节奏，给他们更多时间复习、消化。与我们的直觉不一样的是，放慢节奏可以使学生学得更多，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也更深刻。我上课也可以更放松，并且有时间与孩子们做游戏。学生们可以问更多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问题，学生遇到不清楚的也有时间查资料，不会有时间压力。”增加教学时间使考克兰老师有机会把数学学习变得更有意义：让学生们更好地体验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成功者案例都遵循某种可预知的线索。这条线索并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如果是这样的话，克里斯托弗·兰根就要比爱因斯坦更成功；这条线索也不完全是个人选择和个人努力的结果。这条线索，确切地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天的成全”。“异类”是那些获得特殊机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当机遇到来就当仁不让把握住机遇的人们。对于加拿大的冰球运动员来说，生于1月就是他们进入全明星队的机遇；对于甲壳虫乐队来说，汉堡之旅就是机遇；对于比尔·盖茨来说，特殊机遇就是生在正确的年代，并在初中时代就获得电脑终端；对于弗洛姆和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行的创始人来说，机遇是多重的：他们生于正确的年代，有着能给他们最勤勉激励的父母，他们拥有少数族裔身份，这种身份帮助他们在纽约其他传统律师事务所涉足公司并购官司以前，就已在这个领域实践了20年；最后是大韩航空，直到公司帮助飞行员突破原有文化禁锢，他们才最终扭转局势。

玛丽塔不需要学校有更大的体育场，更知名的教师；她也不需要笔记本电脑，小班授课，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班主任，或是住进更大的房子；她也不需要有太高的智商或是像兰根一样聪明。当然，所有这一切能有的话都很好；但是只有这些，依然不着要点。玛丽塔需要的其实只有一样——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