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听人说起一个故事，心里一直沉甸甸的，想和你聊聊。
说的是某单位一位领导的夫人，我们姑且叫她张老师吧。她刚评上高级职称没多久，就被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
就在得病前，她还作为家属代表发过言。那天她衣着得体，发言流畅，说起评职称的辛苦，眼里有光，条理清楚。任谁都想不到，仅仅半个月后，人就慢慢不对了。
先是她丈夫发现，她会在厨房里拿着鸡蛋发呆，忘了要做什么。后来，情况越来越多：刚洗的衣服又塞回洗衣机，在熟悉的小区里迷路，甚至有一次坐在楼梯口哭，说找不到家了，手里却紧紧攥着那本崭新的职称证书。
去医院，诊断出来了，已是中度。她丈夫，也就是那位领导，像一下老了十岁。以前工作雷厉风行的人，现在下班就得匆匆赶去菜市场，回家做饭、喂药、收拾。有同事晚上加班，看见他在走廊默默抽烟，手里捏着夫人旧日的照片，那照片上的她，在实验室里神采飞扬。
病了之后，张老师忘记了很多事，唯独对那本职称证书记得格外牢。总是把它放在枕头下，反复摩挲，喃喃自语：“我评上了高级职称。”有一回证书不小心掉在地上，她突然情绪失控，像孩子般捶打丈夫。丈夫只是静静承受，等她平静，再仔细擦净证书，放回原处，柔声说：“在呢，你的高级职称证书，你最厉害了。”
有人劝他请个保姆，他拒绝了，说她不习惯外人，更说自己照顾才安心。有访客曾看到，他给夫人喂饭，一勺一勺，极尽耐心。夫人吃着，忽然抬头懵懂地问：“你是谁？”他怔一下，笑着答：“是你老公呀。”夫人便低下头继续吃，而他的眼泪却无声地落下。
如今，他每天陪她散步，她脖子上挂着联系卡片。她时而指着飞鸟让他看，时而絮叨些断续的往事。他就陪着，应着。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日子在一种缓慢的酸涩中，一天天往下过。
这事让我想起以前读到的关于康德的旧事。康德，那位德国的大哲学家，在哥尼斯堡大学教书，几乎什么都教：哲学、逻辑、数学、物理、地理、伦理学……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故事一个接一个，还爱讲异国风土人情（虽然他自己从来没出过国），经常把学生讲得眼泪汪汪。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极高，有人把他的贡献比作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可就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当年却长期评不上教授职称。他一次次向学校递交申请，说自己有专长、经济困难、年纪也大了，直到四十七岁，才终于当上正式教授。在那之前，他早已名声在外，可教授的空缺总是轮不到他。他写了许多震撼学界的著作，可能正因为心思全都扑在这些大事上，反而没那么多精力去争取一个职称了。
以我们后人的眼光看，对康德来说，一个“教授”头衔实在是小事一桩，丝毫影响不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那么多当年评上教授的人，如今早已无人记得。作为一个大哲学家，他本可以只专注自己的道路，不必为这些虚名费神。
但话说回来，康德当年似乎也没那么“超脱”。那颗能思索宇宙真理的头脑，也会为职称晋升的困难而烦恼；那双能洞察人类理性的眼睛，有时也会因世俗的得失而暗淡。这样的旷世大哲，竟也在乎一个许多平常人不难得到的称号，想起来，不免让人轻轻叹一口气。
可再一转念，伟人活着的时候，也一样是普通人。要吃饭，要生活，有牵挂，有欲求。尤其像康德这样的学者，身在大学，职称几乎就是他们最切身的世俗利益了。看着周围能力远不如自己的人一个个先评上去，心里有些委屈，实在再正常不过。人嘛，终究是难以完全免俗的。
只是，有时候忍不住会想：就算拼尽全力拿到了那个职称，如果因此累垮了身体，甚至无福消受，那所有的辛苦，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身边也见过一些例子，有的医生、老师，好不容易评上高级职称，退休没几年，人就走了。还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退休才两年，就查出了晚期癌症，已经没法子治了。他们为了课题、为了晋升，熬过无数个夜，拼尽了心力，最后却倒在了自己奋斗半生的事业边上，想想实在太可惜了。
说到底，职称也好，名声也罢，或许都是人生里比较“外面”的东西。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大事呢？在我看来，无非是两件：一是把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做好，做得踏实，做出点滋味来；二是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工作尽量开心一点，身体尽量健康一点。能把这两样经营好了，日子大概就不会过得太差。至于职称，有了挺好，算是某种认可；没有，天也塌不下来。人生很长，也很短，终究是自己的感受最真实，也最宝贵。
夕阳还是每天都会落下，风也依旧会吹过小巷。那个挂着卡片的背影，和那个耐心陪伴的身影，还在每天慢慢地走。而远处的书斋里，几百年前那位哲学家的叹息，也仿佛刚刚落下。生活啊，大概就是在这些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牵挂里，缓缓地向前流去。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好好握住当下那份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