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七年，计划了一些时日，想写给自己一些什么，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超级演说家第二季的总冠军刘媛媛的演讲，他说到曾看到过的一个纪录片《人生七年》：是富人家的孩子，多年后还是富人；穷人家的孩子还是穷人。还讲其中一位叫尼克的主人翁，小时候他的家境贫寒，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教授。演讲，告诉我们，如果不是那种含着金钥匙出生有家庭背景的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还是有绝地反击的机会的。
关于人生七年这个英国拍摄的视频我也看过，那时候感触颇深，但可能没有像演讲的刘媛媛理解的更有深度。以前还看过一个纪录片《寻找小糖人》，人生有那么多变数，不光罗德里格斯的淡定人生，还有导演本杰鲁尔的传奇人生。
听一段音乐，在一段人生，也许我的文字从未能承载得了我的过往，但我相信岁月里记录的点滴都将是我怀念的每一个精彩的片段，第一个七年里，我的很多回忆都在这个章节里，那时候喜欢掏鸟窝，在乡下的村里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对于80后的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说不够精彩的话，那我们的童年应该是足够丰富，虽然没有当今的孩子们玩具多样，但我们似乎更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好多记忆犹新的游戏至今令80后们津津乐道。我们回不到过去，而正是有那么一些记忆，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更加的努力奋发。
我在想我的第一个七年，也只有从四岁开始有记事的时候算，再小的记忆都是模糊的片段或点点滴滴。童年最美好的几年都是在我上学以前吧，有些还是比较深刻的。奶奶去世的时候，还有自己做的一些奇怪的梦，以前在文字里有记述过。有时我也会奇怪自己的梦和梦里奇特的景象——烩菜是从地里种出来的，像棉花一样长在棉杆顶上，摘下了放在大铝盆中就是烩菜，我带一个茶缸子翻过圐圙（ku lue）的小墙去舀出来吃；炕上放着一炕的糖果，我坐在中间，两个一模一样穿着花棉袄的妈妈依次从炕沿边经过对着我微微笑……。
我四岁的时候姐姐已经上小学。我常喜欢光着脚丫去屋后的学校，教室门口总有和我一样不大点好奇老师讲课的几个小娃，还认真探头在门里看。那时有几个淘气的比我大的小学生，课间休息了去捅马蜂窝。会有几只半死不活在地上挣扎的马蜂，他们怂恿光脚丫的我去踩死那马蜂，可以想象我着实被蛰得不轻。有人说用灰菜叶在脚掌上擦，灰菜叶里边的汁可以消毒，于是我像一个战场归来的士兵，几个大男孩抬着，一个壮实的抓起我的脚，不停用菜叶擦。他们还乐呵呵的，似乎这个恶作剧真的让大家开心不少，我则痛的嗷嗷大叫。那时候的学校的厕所就是一个圐圙(ku lue)——土围墙围起来的地方，也没有坑，就地解决。想想那时候大家如练轻功般游走于屎坨尿印之间，也是不易啊。那马蜂窝就在厕所的土墙上安了家。还好，轮我上学的时候有了专门的厕所。
村委会旁边不远的地方是废弃了的老磨坊，我们几个常扒在已被泥巴糊死的窗台顶，用细钢筋焊成的防盗窗框里瞄一瞄——里面耗子多，村里的一起玩的，彦东弹弓耍的好，昏暗的看见几只沿着墙根儿窜，他一瞄一只，“啪”射残废。还喜欢上废旧不挂线的电线杆上和树上掏鸟窝，我爬树水平不行。
爬树和弹弓使得好的还有村北的三毛，不知道家里怎么给取的，说实话他的大名我都给忘记了，上面有两个哥哥，大毛、二毛。三毛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和家人干活种田了。印象中他家都比较贫困，即使在年景好的时候也不见得穿几件新衣服；他的家人还在年景不好时出去乞讨，那时觉得好可怜他们，我的怜悯心应该是由那时萌发的吧。三毛的个子挺高的，但总被人欺侮，那时的小孩也会注意每个玩伴的家势。我和几个离我家近的爱萍、小军、彦东常混在一起，三毛也是常玩的。只是，有时候会觉得三毛胆小放不开，不知道那时的他是不是也羞涩。小军是我家的邻居，我们时常一起来往。爱萍会拍马屁，也常和比我们大一点的孩子玩，还跟在他们身后好威风八面的洋气劲。三毛和彦东都是弹弓行家，他们出去打鸟我们只有跑龙套，在旁边附和的份儿。
彦东的父亲是电工，家里又开了一个磨面的磨坊，那时很是得意风光的样子。彦东的弹弓把式在我看来几乎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甚至可以打下来落在树梢的刚出窝不久的“黄电”——小黄电的个头就像蜂鸟大小，他也会打得下来，甚至拿此技当练手，久了我也便不与其同道，那时觉得他有点儿杀生残忍吧。听家人说除了麻雀可以弹弓打，可以掏窝；别的鸟不可以害，都是益鸟，所以渐渐地我们分出来了两派。掏麻雀窝传说还会掏出蛇来，趴在屋檐下的梯子上常常是战战兢兢。好在无知年少，使出浑身解数的玩出花样来。还会玩树枝干爬满的毛毛虫，而怕姐姐削的我，那时候是最至高气扬的——因为我姐怕毛毛虫，我玩的时候，她总是躲得远远地。倒是上学后我也厌恶，甚至有点见虫就远离的恐怖劲儿。
那时掏到了鸟蛋。有一句顺口溜“雀儿蛋燕儿蛋，对住阳坡（太阳）捏不烂”——于是会两个手指夹着鸟蛋对着太阳公公照。稍微一使劲捏，不小心鸟蛋里的蛋清蛋黄糊糊流满一脸。也是大点儿孩子忽悠年少孩子的把戏。不过，我们还是乐此不疲的流传下来，我们宁愿相信那是“真的”。
秋天时候，会和几个村里大一点的孩子一起去收割了麦子的地垄里挖黄耗子。时常会挖出刚出生不久的还没有长毛光溜溜的小耗子，摸起来绵绵的“吱吱”叫。有一回村里来照相的，母亲邀了照相师去我家给拍照。——现在的小年轻一定想不到，会照相的还是“师”，而且照相也是很奢侈的事，犹如过年般隆重。母亲抱起我来合影，摸到我小兜兜里鼓鼓囊囊，掏出一看差点儿把我扔掉，“哎呀妈呀！”着实惊吓到了——里面装了几只“浑麻不溜”还在蠕动的小耗子，睡觉被打扰到了，还在“吱吱”不停的叫，现在想来都瘆得慌。
后来我改变了爱好，初秋傍晚时候在小树枝上绕一个棉花团点燃，吹灭了明火，塞进早些踩好点的土墙壁里——马蜂窝的洞口。待翌日，天蒙蒙亮，露水还没有散去。空气有点潮湿，扒开蜂窝，此时其各道机关已然瘫痪。有在洞口徘徊，有在窝里护巢的蜂也飞不起来，可能是烟雾中毒。我用树棍儿做成的“筷子”拣几个活动灵便的，装入已备好的旧罐头缸里——从外面捡回来的有玻璃的水果罐头瓶，有铁皮的做的肉罐头缸；这是要放在洗干净的鱼罐头缸里，要闭光模拟马蜂窝的黑暗洞穴，还要放在荫凉地方，再放几块里面满是蛹虫的蜂巢。我数好成虫和虫蛹的个数，然后盖一块儿破砖头，留一个小口。每天慢慢掀开一点，数里面成虫的数量。这些缓过神的马蜂，孵化幼虫很卖力，每天都轻快的飞出飞进。有一天太阳升的高了，我把“罐头蜂窝”移到低矮的猪圈房檐边儿，为了便于观察，开了大一点的口。数着数，基本孵化齐了。正兴高采烈之际，蜂巢有放哨的“士兵”飞出来，我一慌，不小心打翻了“蜂窝”。那日之后，我成了双眼彻底眯成一条缝，嘴唇两条东北大血肠，脸蛋如汉堡的重伤员。
此后我还做了几次蚂蚁巡逻兵，抓了蚂蚱给蚂蚁做点心；给蚂蚁搬家，观察他们的行军路线；给他们的洞口做防洪堤围堰，种草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再抓几只大蚂蚁放在小蚂蚁的洞口看他们决斗。
母亲田里劳作时候，我会在土埂上挖一棵草的根，看草的根系脉络生长。一点一点把一个土坑清理出来，完了再回填回去，很有成就感的。后来上学时学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想想我还有做科学家的潜质，这倒是后话。
我家的屋后便是大队（村委会驻地），每来放映电影都会在大队房屋前墙壁挂起幕布，我会在自家房顶上铺一张坐垫儿，看荧幕里的世界，那时有难以言语的无比优越感。当然如果想要尽兴，还会拎个小板凳绕过房前檐后到荧幕前，感受那种现场氛围。那光景看电影是美好的值得庆祝的盛会。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印记。曾听说一个人太幸运了，上帝都会嫉妒，所以会在你的身上某处留下一些残缺的印痕来，但那一年的这个印痕差点儿要了我的命，四岁那年秋天父亲在打谷场清除杂草，我在不远地方一个人玩儿。午后，村里攀得上点儿亲属关系的姨家二哥，拉着他家骡子出来放牧。那骡子挑食，也不听话，二哥牵不动时招呼我给帮忙，我手握一根小棍儿，那时的我海拔刚够得着我家土炕沿儿。我在骡子后面赶了几回都没有奏效，心一急，上前用小棍一捅，想是刺激到了那家伙的敏感臀部，牲口毫不含糊的撅起一脚将我踢倒在地。二哥似乎有点傻缺类型，也不吭声，懵了。
我爬起来时，额头已血流如汩。我用手遮住了眼，也不觉得疼了，像犯了错的担心会被父亲数落，慢慢移动向父亲的位置。快近前时，父亲抬头扫了我一眼，看我捂着左眼，血已经渗出小手窝，流满了脸颊。父亲放下手中的工具飞奔而来，掏出手绢一抖，捂在我的头顶。抱起我，跑着往医生家。村里的赤脚医生叫贾英，那时的我对医生和贾英这两个概念都区分不开的，觉得找医生就是找贾英，似乎天底下只有贾英是医生，医生也只有贾英；就像那时骂美国，仿佛洋人、外国就是美国人和美国，美国就是全世界的外国。
简单包扎后，老太太也来了。太祖母那时还健硕，束小脚，口音是北京腔。问我：认识她不？我答：“太太”！太祖母笑了，对着旁人说：“我重孙儿没事儿，还怕他脑子被踢坏了！”母亲去供销社买了两个水果罐头回来，我那时还觉得好幸福的感觉，吃着香甜罐头时，觉得我受伤真值。此役也塑造了我的定向思维，每每有病在身，央求家人买罐头，吃了便好的奇快。
那时候物资匮乏，各种东西都好金贵。每到过年，供销社里人山人海购物，年画挂满整个供销社的大厅，而且供销社也是全村甚至附近方圆十几里最宏伟的建筑。有的小朋友偷偷从家里拿出一个鸡蛋去换糖吃，都是极奢侈的；还有骑着二八单车跨两个铁丝笼子，专门到村里来收鸡蛋的小贩往来于村镇。
太祖母则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父亲为长孙，我这一辈比我大的都是姐姐，太祖母在传统的思想里，倍加疼爱男孩，是故我特别得到优待。叔叔、姑姑们孝顺老太太的吃喝几乎都有我份儿。这样的事儿在奶奶在世时格外突出，奶奶稀罕我。我也是长孙，甚至在他病重时，我常环其四周，奶奶的疼爱至今犹可忆起。如果说太祖父、母能带着爷爷、二爷爷一家人由口里闯荡到内蒙古是壮举，那么奶奶则是中国传统妇道恪守的典型。奶奶出身打铁世家，父亲还曾和舅爷爷学过打铁的把式。
奶奶一生操劳辛苦，现代的世界新事物，她没见过几样，甚至都没有走出过我们那个小村庄，回忆起来都是感念的深情。而我第一次见到火车都奇怪，这个冒着黑烟的家伙为何“吼”起来声音会那么响亮，好有穿透力。我还是那年母亲和父亲吵架后，赌气带我去了大姨家。大姨家地处察哈尔右翼后旗一个小镇。火车站本来也是个小站，但在当时的那种热闹毫不逊色于当今的大火车站，繁荣景象令人喜悦。站场边回廊的屋檐下有一位老先生在那里卖瓜子（葵花籽），有度量的容器像我们现在喝水的纸杯大小，还有像纸杯托大小高度的两个塑料杯子放在炒好的葵花籽散装口袋里。一毛钱一口杯大的，五分钱一小杯的瓜子儿。我喜欢在站台上看火车，冒着黑烟来，接了人，再冒着黑烟，鸣着响笛慢慢地“哐当，哐当”远去。有时还会和起步的火车车厢赛跑。老先生与大姨同村，经常给我瓜子吃。熟悉点后我曾主动去和老先生去要，每次也不多拿，只三粒四粒，老爷子乐呵呵的摸着我的脸。
不多久回了家，还从大姨家带了小猫咪回来。姐姐在家看到妈妈和我回来，如获救星般苦诉：母亲带我走后，父亲常去打牌，也少有做饭，常给姐姐买麻花吃。姐姐无奈都吃不消，而我内心却极其盼望那个每天吃麻花的人是我。我可以饱饱的吃，顿顿吃麻花，极羡慕地闻着姐姐脏了衣服袖口边的油渍味儿，都想象翩翩。
所以那年受伤记忆深刻的不光头顶的印痕，还有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美味的每个时刻，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当然，伤痕也永远深深印在我的额头。“美丽”的意外，不然，我也不会注意到，原来上帝这样眷顾我，我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有上苍大地的佑护，有亲人的爱护，让我成长，这印记便当是我的人生纪念。2014/8-16
海东青，微信号：suiyuewuhen-810 原名 张海峰，80年生人，现居 内蒙古包头，籍贯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工程师，带着人文的情怀游历，业余爱写作；走心的感知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世界的种种都觉得与我息息相关，所以一直带着爱前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