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两位赫赫有名的法家人物，吴起和商鞅。吴起先在魏国变法，使得魏国在战国前期盛极一时，打得各国丢盔弃甲；后在楚国变法，虽然因楚悼王过早去世而功亏一篑，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吴起之后，商鞅在秦国变法，使秦国由边远小国逐渐发展成为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二人的功劳如此巨大，理应受到所在国家的遵崇，但恰恰相反，吴起先被魏国驱逐，后在楚国被乱箭射死。商鞅更惨，竟然被秦国五马分尸。
这样惨烈的结局与他们伟大的功绩相比，实在令人唏嘘。他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的下场呢？
集法家理论之大成的韩非子在其《和氏》一文中做出了回答：“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
韩非子的话点出了法家人物不得好死的关键。他们向君主进献的法术，是以术治官、以法治民的权谋之术，其核心要点，由君主实行专制统治，垄断一切权力，垄断一切资源，垄断一切思想。它剥夺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剥夺游民四处迁徙的自由，剥夺知识分子靠知识吃饭的机会，让社会上所有的阶层要么充当炮灰替君主打仗，要么当农奴替君主耕种田地，否则，别说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就连一口饭都让你混不上。如此狠辣的法术只对君主有利，因此，群臣百姓都把法术当做祸害，对献法的法家人物自然充满了怨毒。
我们看看吴起和商鞅做了什么事呢？
吴起对楚悼王说：“大臣的权势太重，有封邑的贵族太多。这样的话，对上会威胁君王，对下会凌虐百姓，这是导致国家贫穷、军队疲弱的主要原因。不如规定，有封邑的贵族子孙，承袭到第三代时就收回他们的爵䘵，削减官吏的俸禄，裁汰多余的人员，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供养经过选拔和训练的战士。”
商鞅建议秦孝公组织民户结成什伍，实行连坐制度，焚烧诗书，彰行法令，堵塞私人的请托而提倡对国家效忠，禁止游说作官而奖励从事耕战的人。
韩非子说，吴起、商鞅的变法能够使君主尊贵安稳，国家富庶强大。但结局却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什么原因呢？“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是因为大臣受苦于法令而百姓憎恨官府的管制。
韩非子是清醒的，他知道法家的主张得罪了除君主外的所有人，一旦君主去世，新继位的君王就会为了平息臣民的愤怒和收回权力而把他们撕成粉碎。既然如此，韩非子为什么还要努力的向君王进献损人又害己的法术呢？
《韩非子·问田》篇记载了堂谿公与韩非子的一段对话，让我们知道了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礼节，为人谦让，是保全自身的方法；修养品德、隐藏才智，是快乐自适的途径。现在你立法术，用权谋，我私下认为会给你带来危险。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曾经听你说过：‘楚国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富兵强。吴起、商鞅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的结果。’但是，你遇上的君主是什么样的人是不能确定的，而变法带来的祸患是不能排除的。舍弃全身之道而铤而走险，为你着想，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韩非子说：“我明白您的话。整治官吏的权术，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我为什么主张废除先王的礼治，推行法治，是因为我认为：立法术、设规矩，是有利于广大百姓的。我之所以不惧昏君带来的祸患，坚持主张用法来整齐百姓，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如果害怕昏君带来的祸患，明哲保身而不顾百姓的利益，那是贪生怕死、卑鄙无耻的行为。我不愿意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先生有爱护我的心意，却伤害了我的信念。”
韩非子明明知道法术被百姓当做祸患，却又认为法术有利于百姓，颇有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自负；他自许不怕死，不畏难，坚决推行法术，大有烈士的味道。在他看来，只要能够为百姓带来利益，粉身碎骨也是不怕的。
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法家的实践是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人人循规导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但韩非子想过吗，这样的稳定是建立在强权下的一塘死水，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这样的稳定，是以牺牲百姓的个性、自由为代价的。一旦遇上个昏君，不仅是变法者个人生命能不能得到保证的问题，而是所有的百姓的生命能不能得到保证的问题。秦国用法家之术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统一了中国，却短短几年功夫造成天下大乱，土崩瓦解，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如果韩非子能多活二十年，亲眼所见实施他的理论所带来的恶果，会修正他的思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