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847年－918年），字光图，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五代十国时期前蜀政权的开国皇帝。他出身社会最底层，早年贩驴、盗牛、卖饼，绰号“贼王八”。在大唐崩溃的前夜，他凭借过人的勇武与市井练就的圆滑，一跃成为拯救大唐天子的功臣，随后割据两川，在血腥的乱世中为蜀地百姓撑起了一片长达三十年的安宁天空。在成都的永明陵中，有一尊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帝王坐像：他不像秦皇汉武那样威严庄重，反而带着一种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精明与宽厚。谁能想到，这位在乱世中定鼎成都、让无数文人墨客趋之若鹜的“蜀山之王”，在几十年前，竟然只是一个在许州街头因为偷驴被关进死牢、靠着卖烧饼维生的“社会边缘人”？
一个卖饼的小贩，究竟是如何在那个“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暴力时代，不仅保住了性命，还学会了比士大夫更懂得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他在临终前对儿子的那番苦口婆心的叮咛，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智慧，又预示了怎样的悲剧？
公元847年，王建出生在许州舞阳一个世世代代卖烧饼的家庭。在那个时代，这种家庭属于典型的“贱业”。
王建的童年没有诗书，只有面粉的香气和炉火的燥热。按理说，他应该继承父业，在案板前搓一辈子面团。但少年的王建长得身材魁梧，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安分的野劲。他不爱揉面，偏爱结交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江湖朋友”。
因为在家族排行第八，再加上他年轻时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干过偷驴、盗牛、贩私盐的勾当，乡里乡亲在背后都叫他“贼王八”。这在今天听起来是辱骂，但在当时的乱世丛林里，这其实是对一个“街头霸王”生存能力的另类认可。
这种底层的成长背景，悄悄给王建的性格刷上了一层底漆：极度的务实与敏锐。 他不信奉空洞的圣贤书，他只相信眼见为实的利害关系。在街头斗殴中，他学会了如何判断风向；在买卖烧饼中，他学会了如何察言观色。
有一次，王建因为偷窃被官府抓获，眼看就要没命，传说他在狱中梦见神人指点，后来竟然奇迹般地逃脱了。逃亡途中，他躲进武当山，一位道士盯着他的脸看了半晌，惊叹道：“子骨相非凡，贵不可言，何不从军以应天命？”
这当然是后来史书为帝王贴金的套路，但它反映了一个事实：那个在案板前卖饼的青年，已经厌倦了唯唯诺诺的活法。他决定把卖饼的擀面杖，换成杀人的百炼刀。
王建投军时，正值黄巢起义席卷全国。他加入的是忠武军，这支军队以悍勇著称。王建在战场上表现出了一种“拼命三郎”的劲头，很快就成了所谓的“忠武八都”将领之一。
真正改变王建命运的，是公元884年的“长安大逃亡”。
当时，唐僖宗被乱军逼得仓皇出逃，身边卫士散尽。在乱军丛中，王建带着几十个亲兵，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冲到了皇帝身边。天黑看不见路，王建就牵着皇帝的马，凭借着少年时在山野间行走练就的直觉，在荒山野岭中摸索。
最危急时刻，山路崎岖，马匹滑倒，王建二话不说，俯下身子，用那双曾经背过无数面粉袋的肩膀，背起大唐天子，在乱石中狂奔。
到了夜里，皇帝惊魂未定，王建就守在床边，怀里揣着皇帝赏赐的一块御用衣料，合衣而卧。唐僖宗感动得老泪纵横，拉着王建的手说：“爱卿，你是朕的万里长城啊！”随后，王建被任命为随驾神策军将领，正式进入了大唐帝国的核心权力圈。
这一段经历，对王建的影响至深。他不仅获得了合法的政治身份，更近距离观察到了帝国最高权力运作的虚弱。他意识到，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王朝已经散架了，未来的世界，属于那些手里有粮、怀里有刀、心底有地盘的人。
唐僖宗为了报答王建，给了他一个机会——去四川。
当时的四川，是避难的天堂，也是军阀割据的肥肉。王建带着几千名“神策军”残部，像一股流寇般进入了蜀地。他面对的第一个敌人，是当时的西川节度使陈敬瑄。
这是王建一生中最能体现他“街头智慧”的时期。他并没有急于强攻成都，而是展现出了极好的耐性。他像一个老练的猎人，先在周边地区盘桓，今天收服一个山头，明天招降一支土匪。
他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扩充势力：收义子。 在那个道德崩坏的年代，王建不相信传统的忠诚，他更相信拟制血亲。他先后收了120多个义子，给他们改姓“王”，派到各个核心岗位。这些义子大多是战乱中的孤儿或勇将，对王建有着一种混合了父子情与江湖义气的复杂忠诚。
成都围城战打得异常艰难，城内粮尽，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换做其他军阀，可能会屠城报复，但王建在进城的那一刻，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
他下令将自己仅有的军粮分发给饥饿的百姓，并亲自去太学祭拜文翁石室（汉代成都设立的学校）。他对着那些诚惶诚恐的蜀地士大夫说：“我王建是许州一个粗人，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只要大家有饭吃，有书读，这日子就能过下去。”
这一跪一拜一碗饭，让王建迅速完成了从“闯入者”到“守护者”的身份转换。蜀地士民发现，这个满脸横肉、绰号“贼王八”的粗人，似乎比那些只会满口仁义道德却任由百姓饿死的门阀贵族靠谱得多。
王建统治下的前蜀，成了五代十国初期最奇特的一片绿洲。
在中原大地打得赤地千里、白骨累累的时候，成都的灯火却依然通明。王建的性格中有一种奇妙的矛盾：他极度不信任文人，却又极度依赖文人。
他曾对心腹说：“那些读书人，满肚子心眼，靠不住。”但在实际操作中，他把从长安流亡出来的唐朝官员、落魄文人全部打包收留。他给他们高官厚禄，修筑华丽的府邸，让他们在成都继续吟诗作赋。
这背后的逻辑非常实用：
1. 政治合法性： 收留了唐朝的文官体系，就意味着他王建是唐朝正统的继承者。
2. 治理需求： 他知道自己只会杀人，不会收税，不会修水利，这些技术活必须交给专业人士。
3. 品牌包装： 将成都打造成文化中心，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财富流向蜀地。
正是这种“不学无术却重用学术”的性格，让前蜀的文学艺术在乱世中爆发出了最后的余晖。词坛巨擘韦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了王建的宰相。
王建在处理内政时，保留了“卖饼少年”的精明。他鼓励蜀锦贸易，大搞茶马互市，让四川的财富迅速积累。他甚至在皇宫里也保持着某种简朴，常对后妃说：“咱们现在的富贵是捡来的，得惜福。”
但他也有冷酷的一面。随着权力的稳固，他开始猜忌那些随他入蜀的功臣。他晚年处死了许多老部下，甚至对自己的义子也疑心重重。这种冷酷，是每一个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最高层的人共有的后遗症——因为见过太多的背叛，所以不再相信任何温情。
公元918年，72岁的王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在病榻上召见了重臣周庠和那个并不成器的儿子王衍。此时的王建，已经不再是那个背着皇帝狂奔的猛将，而是一个忧心忡忡的老人。
他留下了一段非常有名的遗言。他没有讲什么雄才大略，而是非常直白地对儿子说：“我的那些老兄弟（老将们），我都替你料理得差不多了，没杀的你也别怕。最关键的是，你要对老百姓好点，别把钱都花在修庙盖房子上。中原那些人（指后梁、后唐）都是虎狼，你要是守不住，投降也行，只要能保住这方百姓，我不怪你。”
这是一个“老街头”最后的一点温情与通透。他深知自己建立的这个政权是建立在特定的历史缝隙里的，他的儿子没有他的威望和手腕，不可能永远守住这份基业。
然而，悲剧在于，他的儿子王衍完全没有继承父亲的半点务实。王建死后，王衍沉溺于声色犬马，将王建辛苦攒下的家底挥霍殆尽。公元925年，前蜀被后唐所灭，距离王建去世仅仅过了七年。
当我们今天走进成都永陵博物馆，看到那尊石刻坐像时，不妨想象一下：一千多年前，那个满身大汗、在案板前搓着面团的少年，当他在仰望夜空时，是否曾想过自己会背起大唐的天子，又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这座伟大城市的守护神？
王建的故事告诉我们：英雄不问出处，但英雄的终点，往往取决于他在拥有力量之后，是否还记得那碗野菜粥的温度，和那炉火背后的初心。
他的一生，就像他年轻时卖的胡饼——外表粗糙、甚至带着点焦黑的苦涩，但咬开之后，内里却是实实在在、能够让人在寒夜里活下去的温暖。这，或许就是对这位“饼师皇帝”最客观、也最温情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