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辽道宗寿昌三年。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苏轼——苏东坡的身上。
这一年，苏轼已年近六十，时光匆匆，年华易逝，他被贬至惠州，也已迈入第四个年头。远离朝堂中枢，漂泊江湖之上，在北宋，士大夫一旦被贬至岭南以外，便等同于身处蛮荒之地，于他们而言，就是人生绝境。可他是苏轼，是千古独绝的苏东坡。在惠州，他赏梅、种菊、酿酒、垂钓，对了,还能品尝到鲜美的荔枝。甚至曾意气风发地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尽显豁达。既然决意长居岭南，便要好好规划日后生计，苏轼索性撸起袖子，亲力亲为，动手盖起了房子。新房落成后，他将一家子人都接到了惠州，家人团聚，其乐融融，苏轼满心欢喜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时兴起，写下一篇文章，字里行间满是对惠州的喜爱，表示自己愿在此地安度余生。
苏轼是什么人，他的文章一经写出，便在天下广为传阅。朝中有人见了，心中不悦：“你这哪里是遭贬谪，分明是在享受人生！既然如此，惠州便不必再呆了，挪个地方，去海南儋州吧。”要知道，那时的海南，绝非现在的旅游胜地，在北宋，贬谪海南，其严厉程度仅次于诛杀。苏轼望着刚住了两个月的新房子也不敢耽搁，只得收拾行囊，继续向南跋涉。
究竟是谁，如此嫉恨苏轼？明明人家已被贬至岭南这等偏远之地，却仍不肯罢休，恨不得将他贬到天涯海角、抛入海中才肯甘心？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此人，正是当时朝中的宰相章惇。说起章惇，他乃是嘉祐二年“龙虎榜”的进士——没错，他与苏轼、苏辙兄弟，是同榜科举出身的同年。试想当年，这几位翩翩少年，皆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何尝不是鲜衣怒马、风光无限？更难得的是，章惇与苏轼曾是莫逆之交，二人一见如故，情谊深厚。甚至在乌台诗案爆发时，章惇曾怒叱当时的宰相王珪，竭尽全力保全苏轼的性命。这般情谊，不仅是知己，更是共患难的兄弟。
时光流转，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皆已近花甲之年。究竟是从何时起，昔日的兄弟反目成仇？又是什么原因，让章惇对昔日的患难兄弟，下如此狠手呢？
一、章惇的单一目标人格
章惇对苏轼的“狠手”，肯定不会是一时兴起的报复，也不会是有所谓的“深仇大恨”，追根溯源，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性格缺陷——一种“目标单一、偏执决绝”的人格特质，这种特质，让他在政治路上一路开挂，却也让他亲手推开了昔日挚友，最终沦为自己性格的囚徒。
罗振宇在这一期的节目里，对章惇的性格做了深刻剖析：他聪明、骄傲、自信，且行动果敢，这份特质，让他在北宋官场中脱颖而出。年轻时，章惇便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与野心，他与苏轼一同游山时，曾遇到一座架在万丈深渊之上的独木桥，常人连靠近都心生畏惧，可章惇却毫不犹豫地踏了上去，还在桥上题字炫耀，那份孤勇与决绝，让一旁的苏轼心生感慨，私下评价他：“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便不会在乎他人性命。”
这句评价，像是一句精准的预言，贯穿了章惇的一生。他的人生，变成了有，且只有一个目标——实现政治抱负，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无视人情伦理，无视风险代价，甚至无视多年的兄弟情谊。这种单一目标思维，在太平盛世或许是难得的“优点”，可在北宋党争愈演愈烈的乱世里，可能是一种慢性自杀。
章惇并非天生冷血，他与苏轼的情谊，也曾真挚而纯粹。嘉祐二年同榜登科时的惺惺相惜，游山玩水时的吟诗作对，乌台诗案时的挺身而出，黄州贬谪时的书信往来，这些都不是刻意伪装的情谊，而是两个才华横溢的少年，在最好的年华里，结下的知己之情。可这份情谊，在章惇的“政治目标”面前，终究变得不堪一击。
1097年，哲宗亲政，新党重新掌权，章惇作为新党领袖，身居宰相之位，首要目标便是巩固新党路线，清算旧党势力。而苏轼，作为旧党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又与章惇有过深厚情谊，便成了章惇“立威”的最佳人选。就像节目中类比的李宗仁杀同乡立军威：“现在我是宰相，我要推进政治路线，最怕的不是骂名，而是被怀疑心软、徇私、不坚定。那好，既然谁都知道我和苏轼关系好，那我就拿苏轼下刀给你们看。”
章惇或许也曾挣扎过，毕竟是一同走过半生的兄弟，毕竟曾在危难时刻相互扶持。可他的偏执与单一目标思维，不允许他有丝毫犹豫——在他看来，个人情谊，必须让位于政治目标；私人恩怨，必须服从于党争大局。他看不到苏轼在惠州的豁达背后，是半生漂泊的无奈；看不到苏轼盖房安家的举动，是想结束颠沛流离的渴望；更看不到，自己这一刀下去，斩断的不仅是兄弟情谊，更是自己内心仅存的柔软。
二、没有赢家的“囚徒困境”，人人皆身不由己
如果说章惇的性格，是他迫害苏轼的直接原因，那么北宋愈演愈烈的党争，便是这场悲剧的根本底色。章惇与苏轼的反目，从来不是两个人的恩怨，而是被卷入党争漩涡后，身不由己的必然结果——一场层层加码的互害循环，一个无法挣脱的“囚徒困境”，最终让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沦为了党争的牺牲品。
北宋党争，这场“互害游戏”的起点，是1069年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新法触动了旧贵族、旧官僚的既得利益，朝堂之上，迅速分成了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两大阵营。起初，双方的争论还集中在政策层面，斗争相对温和，反对派大多只是被外放地方，并未受到致命打击。
可随着权力的争夺愈演愈烈，党争逐渐偏离了“政策之争”的轨道，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清算。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新党诬陷下狱，差点被处死——这起事件，打破了宋初以来宽松的政治风气，开启了“以政见治罪”的先例，也标志着党争正式升级，双方的仇恨，开始变得不死不休。
到了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上台，开始对新党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全盘废除新法，还将新党官员尽数贬斥，甚至刻意羞辱新党成员——章惇当年便曾被旧党半路拦截调动令，颜面尽失，这份屈辱，也在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088年，车盖亭诗案爆发，旧党借故将新党领袖蔡确贬往岭南，开启了“贬高官过岭”的先例，当时旧党名臣范纯仁曾精准预言：“朝廷七八十年都不往岭南流放高官了，此例一开，将来万一我们这一派失势了，咱们也没法幸免啊。”
范纯仁的预言，最终不幸应验。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这位年轻的皇帝，从小被旧党架空，心中积压了太多怨气，上台后便立刻起用章惇等新党成员，全盘恢复新法，对旧党展开了更疯狂的清算。此时的党争，已经彻底失控，新党几乎将所有元祐党重要人物，都贬往岭南等蛮荒之地，手段之残酷、范围之广泛，令人咋舌。
这便是北宋党争的“囚徒困境”：执政者为了巩固自己的路线、凝聚内部力量，必然对反对派采取碾压性打击；党争一旦升级，便会层层加码，停手反而会被视为软弱，被自己的阵营排斥出局；而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无法信任对手，总觉得“若不趁有权时将对方整垮，他日对方上台，便会反过来迫害自己”。
章惇，便是这个“囚徒困境”中的典型代表。他不是不想放过苏轼，不是不想念旧情，可他身处新党领袖的位置，身不由己。如果他对苏轼手下留情，就会被新党视为“意志不坚定”“徇私枉法”，轻则被排挤，重则被罢官，甚至可能被旧党报复；如果他迫害苏轼，便能彰显自己整治旧党的决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守住自己的政治路线。
这场互害游戏，从来没有赢家。新党报复旧党，旧党再报复新党，循环往复，互相倾轧，官员们不再关注民生疾苦、边防安危，只想着如何打击对手、巩固自己的地位。北宋的国力，就在这种无意义的内耗中，一点点被掏空，为后来的“靖康之耻”埋下了隐患。
三、破局之道：多元目标，在困局中寻得自我救赎
上面说了，章惇似乎是奔着一个目标，锲而不舍的性格，不顾一切，不惜代价都要达成。至刚而易则，就像有一句话，人生的痛苦，往往来自于目标太少。一旦希望破裂，剩下的，就是无尽的绝望。
反观苏轼，他可不是只有“仕途”这一个目标，这也是他能在半生贬谪中，始终保持豁达的根本原因。我们熟悉的苏东坡，不是一个只会做官的士大夫，他是千古闻名的文学家，笔下的诗词，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也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既能治愈自己，也能慰藉世人；他是热爱生活的美食家，贬谪黄州时，发明东坡肉、东坡羹，把粗茶淡饭过成人间美味，哪怕身处绝境，也能在烟火气中寻得乐趣；他是乐观豁达的乐天派，无论被贬到多么偏远的地方，无论遭遇多么大的苦难，他都能快速适应，赏梅、种菊、酿酒、垂钓，把贬谪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097年，被贬儋州的苏轼，历经九死一生，过着“食无肉、居无室、出无友”的日子，可他却没有被苦难打垮，没有陷入仇恨的泥潭，反而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这份释怀，不是妥协，不是懦弱，而是他用多元的人生目标，消解了恨意，跳出了党争的对抗逻辑——他不再纠结于仕途的失意，不再怨恨章惇的迫害，而是专注于自己的热爱，在文字、美食、山水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宁与救赎。
与苏轼一样，节目里举了五代时期冯道的例子，他也是用多元的人生目标，在乱世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局之路。最近热播剧《太平年》中，对冯道的刻画，打破了传统史书对他“不忠”的标签，还原了一个身处乱世、心怀苍生的智者形象。剧中的冯道，身处“五代十国”那个比北宋党争更残酷、更混乱的时代，“要么赢，要么死”的逻辑，贯穿了整个时代，儒家传统的“忠君”道德标准，在乱世中变得苍白无力。
冯道没有被单一的道德标准绑架，也没有陷入“非赢即死”的对抗逻辑，而是建立了多元的人生目标——他不求“忠君”，只求“安民”；不求“名留青史”，只求“留存文明”。他一生侍奉四个朝代、十位皇帝，不是贪慕富贵，而是借自己的职位，尽己所能保护百姓，劝皇帝少杀人、多行善，减少战乱带来的苦难；他耗时二十一年，推动雕版印刷儒家《九经》，让儒家经典得以广泛传播，为乱世留存了善的种子，也让寒门子弟有了获取书籍、接受教育的机会。
《太平年》中，冯道曾说：“乱世之中，活下去，守底线，留希望，便是最好的坚守。”这句话，精准概括了他的人生选择。他没有选择与乱世对抗，也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在乱世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用多元的目标，实现了自我价值，也为乱世中的百姓，留下了一线生机。
四、尾声
公元1097年，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苏轼历经跋涉，终于抵达了海南儋州，开始了他三年孤悬海外的贬谪生涯。谁也没想到，四年之后，北宋的政治形势就彻底反转，曾经权倾朝野的章惇，被贬到了雷州；而与此同时，苏轼则接到大赦令，从海南踏上了北归大陆的旅程。
在北归的渡轮上，夜色渐深，苏轼抬眼望去，参横斗转，云散月明，天地间一片澄澈。触景生情的他，提笔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道尽了他半生的豁达与释然：“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一年的苏轼，年纪已经很大了，历经半生颠沛、数度贬谪，他心里应该早已没有了回朝做官的念头。但他的人生，从来不是只有“仕途”这一条路，他还有太多的目标要去实现，太多的事情要去做。他要去探望散落在各地的老友，和他们叙叙旧、聊聊天；他有满肚子的感怀要抒发，要提笔写下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心事；他还要亲手做几餐可口的好饭，酿几坛香醇的好酒，去看遍江南的花，去观尽钱塘的潮……
你看，一个人目标多了，恨意就少了，而他的人生也就随之壮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