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政府是《新结构经济学》中基本观点之一，林教授在本书第1、2、3、4、5、6篇文章(含评论与回应)中皆有专门论述，换句话说，全书三分之二的篇目涉及有为政府这个话题，可见其份量之大之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结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们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观察，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即结构主义，看到了市场失灵，否定市场作用，强调政府作为。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即新自由主义，看到了政府失灵，否定政府作为，强调市场作用。可这两波发展经济学思潮都没能邦助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而极少数几个国家取得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它们摒弃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第二波思潮。半个多世纪以后，直面发展中国家这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林毅夫教授凭借其学养、睿智和勤奋，对发展经济学第一波、第二波思潮进行了扬弃，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把发展经济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他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既要发挥有效市场的基础作用，又要发挥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二者不可偏废。不过这不是以前两波思潮的相加，而是一种创新和升华。

      哪么在比较优势战略中，为什么要发挥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呢？林教授指出，遵循比较优势的先决条件是:具有一套能够反映各

种生产要素在禀赋结构中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这种价格体系只存在于竞争性市场体系中，通常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需要政府采取必要措施来完善市场制度，这是第一。第二，在产业和技术升级过程中，企业本身无法解决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等等问题，需要有为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具体包括:提供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信息；协调相关产业的投资和对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改善；在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过程中补贴具有外部性的活动；通过孵化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克服社会资本和其它无形限制的缺陷以助推新产业的发展。

      在助推产业和技术升级中，因为政府手中资源的不是无限的，所以政府必须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进行甄别，对选定的产业和技术实施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而发挥因势利导作用，邦助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的收敛。

      对于上述框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质疑道:在这一框架下，如何避免政府领导人在促进科技发明和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经济结构变迁中运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个人和家庭的寻租问题？还有这一框架是否仍然实际上是″制度缺位″、尤其是宪政制度缺位？第二个质疑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制约和制衡问题。黄少安、张军、余永定和张曙光等评论者也有类似的质疑。

        对于第一个质疑，林教授回应道:″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是假定所有行为者，包括政府领导人，是理性的，其行为、选择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目标″，″政府领导人的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能够最好地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的选择是在其执政期间给其治理的领地带来繁荣，使百姓人人安居乐业。如果真能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样的政治领袖就表现为＇好人′″。遗憾的是，即使你提供了完美的经济学理论作指导，这种″好人″也是少之又少。至于地方政府的官员，林教授依照理性经济人的假定，认定他们也会希望并尽最大努力去推动自己所管辖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以从中达致个人利益最大化，比如升迁、政绩之名、收入和个人幸福感等等。事实上大谬不然。以我们中国为例，过去的年份不论，单讲2019年，据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网站公布，这一年受到处分的省级干部41人，厅局级干部4000人，县处级干部24000人，乡科级干部85000人，一般干部98000人。林教授是不是有点理想化了？

      对于第二点质疑，林教授作如是说:1、即使是欧美等老牌的发达国家，其宪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2、19世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直接照抄美国宪法的拉丁美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直接继承英美现代民主宪政制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收敛，而且还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之中；3、二战后唯二的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恰恰是在追赶过程中没有实行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政制的韩国和中国台湾；4、2008年英美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即使有现代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其政府和领导人不被利益集团绑架、经济可以持续健康发展。其推论自然是有为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无须建立现代宪政体制，权力约束和制衡并非不可或缺。宪政体制建立过程是渐进的，这没有疑义。但2中所提及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亚非国家，它们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并不是因为它们实施了宪政体制，而是因为它们推行了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才是它们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原因。同理，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原也是因为它们实施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而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实行西方发达国家宪政体制。在这儿，不仅因果关系悄悄转换了，而且质疑的话题也被无意有意转移了。2008年英美金融危机爆发的例证还是扣住质疑话题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孤证。

      在我看来，即使撇开宪政体制暂且不论，有为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还是要强化权力约束和制衡，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改革开放后则是一个热心政府，政府拥有的权力较大、掌控的资源较多，政府的作为常常越过边界。而另一方面在清廉国家的排名中又相对靠后，2018年排在世界第77位，所以要特别加强权力约束和制衡。我以为办法之一是学习排名前十的清廉国家，如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等，研究它们是怎样加强权力约束和制衡的，并结合我国情实现中国化。

      有为政府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个话题需要完善，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新阶段，也需要完善。但不管怎样，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一座丰碑，林教授对此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载世界经济学史史册。

2020年11月12日于盛世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