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初遇挫折
在西南人艺尚未正式挂牌前，父亲他们还是以西南人民文工团和学院实验剧团联合演出的名义排演了老舍的话剧《龙须沟》。这个剧的导演和主要演员都是人民文工团的人，学院的同学在剧中都是扮演群众角色，如修沟工人等，基本上都是在台上走一走站一站。虽然戏很少，但同学们都很兴奋，也非常认真，因为这是从学校走向社会，走向专业的开始。
为了庆祝西南人民艺术剧院的成立，《龙须沟》公演了一个月结束后，紧接着又排演了话剧《在新事物面前》，这个戏是以学院的老师和文工团的演员为主要角色，戏剧系的同学们还都是扮演群众角色，并兼做一些舞台上的道具、布景、效果等工作。因父亲在学院的毕业演出中扮演过一个独幕剧的主角，所以比其他同学幸运一些，担任了一个配角——一个国家干部计划处处长，还引起了不少同学的羡慕和嫉妒。由于过去在剧专和学院学习时，并没有学到塑造人物的方法和技巧，所以，在排演中只能背台词，走地位，导演怎么要求就怎么演，也就稀里糊涂的演出了。演了几场以后，这个角色的B角——父亲同班的一个同学，向导演要求上台实践，虽然排练时他一直没有上台排演过，但导演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演一场试试，结果演下来导演认为他的嗓子很好，台词很清晰，就让他一直演下去，则让父亲顶替这个同学的群众角色和舞台工作，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父亲的表演，所以每次演出父亲总感到周围的人对自己有一种异样的眼光，这种感觉让他非常难受，从心里希望演出赶快结束，尽快逃出这种尴尬的处境。还好，这出戏没演多久就结束了。
五、“权威”至上
1953年4月，剧院话剧团决定排演一部苏联名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给父亲分配只有一小场戏的一个小角色——新闻电影摄影记者，这个角色在戏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在保守思想严重的纺织厂女厂长与她的女儿，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工人的一场矛盾冲突中，无意识地加重了两人的矛盾：本来摄影记者为了搜集新闻素材自己找上门来采访青年女工，但厂长母亲误会地以为女儿为了出名，专门把摄影记者找来拍摄，宣传自己，而使得与女儿的矛盾加剧。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父亲主动找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驻重庆记者站的摄影师，向他学习如何使用新闻摄影机，还请来道具员，参照真正的摄影机，用木头雕了一台和真机一样的道具摄影机，不光在外形表面涂了和真机一样的油漆，还模仿用发条驱动机器的老式摄影机，在道具内部装上了上发条的装置，在操作道具时，会惟妙惟肖地发出和真的摄影机一样的发条声响。同时父亲还向新影厂的摄影师请教了新闻电影的拍摄过程，新影厂的摄影师告诉父亲：拍摄流程是先访问采访对象，确定新闻内容，然后撰写拍摄提纲，经被拍摄对象的领导同意和摄制单位领导的批准后才能拍摄，父亲告诉他《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剧本不是这样的，是摄影记者拿着机器，一到现场就拍，摄影师说苏联和中国不同，他们的胶片很多，不像我国胶片有限，他们可以拍很多素材回去，有时不一定编辑，只是留作资料。
在排练前作角色的案头准备时，父亲反复地阅读剧本中摄影师与厂长母女的这场戏的描写：摄影师在厂长母女闹矛盾的时候上场，看见女儿和厂长在争吵，端起摄影机就开机拍摄，气得厂长母亲大骂女儿要上镜出风头就下场了，父亲认为如果按照先采访后拍摄的程序，就不能起到剧本编剧所设置的摄影记者这个人物加剧母女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作用。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父亲根据剧院的舞台美术师参考当时苏联莫斯科大剧院演出这个剧的剧照，所设计的这个摄影记者穿一套格花猎装式西服，头戴一顶格花鸭舌帽的人物造型，从剧本本身的台词和动作上分析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设计这个角色是一个热情，对事物敏感，对工作认真的摄影记者。父亲还向导演建议，摄影记者的场面调度，要依据摄影师根据摄影画面的要求而灵活多变，一会在左面，一会在右面，一会围着拍摄对象转圈等等，本来导演规定摄影师在戏中只拍摄女儿，但父亲根据电影的拍摄规律，向导演提出还要拍厂长母亲对跳的镜头，这样就更引起厂长的反感，特别是她在说女儿想上镜头出风头这句台词时，把镜头对准厂长，这样厂长的下场更为合理了。在排练中，父亲的这些设计受到了在场的导演和演员的称赞，在公演时，观众看到这段戏时，笑声不断，产生了很强的剧场效果，这都证明了父亲对人物的创造是正确的。
在该剧公演了一段时间后，北京总政话剧团排演的《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也来到重庆，在解放军剧院为重庆的驻军演出。因大家出演都是同一个剧目，为了互相观摩学习，父亲他们剧团停演一天，专门去看总政的演出，总政抽出时间也来看父亲他们的演出。看了总政的演出，父亲感到总政话剧团有他们的优点，而西艺的演出也有自己的优点，尤其在父亲演的同一个角色——摄影记者的处理上，父亲感到总政所演的这个角色无任何创造，演员只是把台词念完做一两个动作而已，在这一段戏的观众反应上，也没有任何效果。父亲觉得在这个角色塑造上，自己是成功的，在艺术创作上，自己所下的功夫没有白费，一分努力，就有一分结果。
但是在两家剧团的交流座谈会上，总政话剧团的个别同志却对父亲所扮演的摄影记者提出了批评，说父亲是塑造了一个“克里空”小丑，歪曲了苏联人民的形象。当时父亲在内心完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心想他们的演员没有任何创造就是正确的吗?而自己并没有改 变台词和人物的行为，怎么就变成了小丑呢?一个非常小的角色怎么就代表了苏联人民形象了昵……父亲正要站起来辩论时，坐在身旁的栗主任把他拉住了，悄悄说：“应该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座谈会后，团里的领导结合着总政话剧团的意见总结了剧团的演出，在谈到父亲所扮演的这个摄影记者一角时，认为导演在人物塑造时没有注意政治影响，单纯追求剧场效果，造成对苏联人民不好的印象。父亲听了以后很生气，心想别人的意见是否正确，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况且我们是根据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剧照中人物造型设计，难道他们也是歪曲了苏联人民形象吗?不要无限上纲嘛！第二天继续演出时，服装员说导演把父亲的花格西服换成和总政文工团的摄影记者一样的灰西服，舞台监督告诉父亲把表演上的调度减少一些，按总政话剧团的演。当时父亲思想上很想不通，但他们都劝父亲说：“人家是北京来的，人家的领导，是专家权威……”没有办法，父亲只好服从大家的意见，但是当天的演出，那一场戏观众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一点剧场效果，父亲演完下场后，坐在后台感到非常失落，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这种“权威”与艺术的关系。
1953年底，话剧团又排演了老舍编剧的表现当时“五反”运动的话剧《春华秋实》，这次分配给父亲的是一个受贿干部于大璋的小角色。
开始父亲还跟过去一样，认真研究剧本，查找资料，从很多现实的案例中去分析角色的内心。在剧中一段表现资本家为了让不合格的产品通过验收，用在香港买的瑞士手表贿赂于大璋的片段中，为了刻画出于大璋索贿受贿的丑恶灵魂，父亲将于大璋先婉拒，后收下手表的过程，处理成于大璋先在与资本家聊天中说“香港的手表便宜”来暗示对方行贿，然后又嫌行贿的分量太轻而婉拒，之后勉强收下是暗示地索要对方更多的贿赂，父亲认为这样的处理鲜明地勾勒出了受贿干部于大璋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也为后面资本家送给于大璋自行车增加了合理性。但这样的设计在排练中与导演的要求相左：导演认为于大璋婉拒是要在对方面前表现一本正经，收下手表是因为资本家左右忽悠而碍于情面，认为父亲那样处理削弱了主角的戏份，是抢了主角的戏，再加上《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对父亲的“打击”，使他感到心灰意冷，渐渐地对这个角色失去了创作热情，而且自从学院毕业演出时演了“干部”这种角色后，这是第三个“干部”角色了。也许领导和导演们认为父亲在表演上只能演这样类型的小角色，反正把台词背熟，导演叫怎么演就怎么演，结果在1954年的元旦演出中，既没有受到称赞也没有受到批评，但从此以后，剧团的演出如苏联剧《我城一少年》,农业剧《春风吹到诺敏河》就没有父亲的角色了，只是在剧中跑跑龙套或干一些舞台工作。
这时和父亲同样命运，甚至比父亲更惨的从未担当任何角色的同志就动摇了当演员的信心，纷纷打报告离开剧院改行去做其他工作，这也影响着父亲，他反复地问自己，难道每天除了晚上在剧场舞台上站上几秒钟，平时除了吃饭睡觉就无所事事，一年一年地把青春埋葬在无声无息的夹缝中，或者像那些离开剧院的人一样去改行，那又去干什么行当呢?自己上了几年的艺术学院不是全白费了？不行！就算是改行，必须在自己把表演规律搞清楚，确定自己真的不适应这些规律之后，再自我淘汰也不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