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一个个尘封已久的故事铺面而来。每个时代好像都有自己独属的性格，或粗犷、或文弱、或外向、或孤僻。有的华丽奢靡，有的短暂如昙花一现，在这漫长的几千年中，每个朝代都以自己的步伐踏出一个个形状不一的脚印，在这些脚印中，魏晋时期想是其中最为奇怪的一只。
余秋雨先生在《遥远的绝响》中写到：“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读过余先生散文的都应为其旁征博引、历史故事的娓娓道来所折服，有关历史的文章，应再熟悉不过，我想象不出是什么原因竟让他不敢下笔......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思想极解放的时代，尽管这种思想的解放是在封建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但其所建立的“玄学”思想体系、其对于人性、人生、宇宙的探讨无疑是对秦汉思想大统一后所公认的儒家“仁”“礼”学说的一次挑战。在先秦两汉时期，受理性主义与群体意识的影响及封建统一的需要，人的言行举止必须合乎“礼”的规定，即符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标准，这种“止乎礼仪”的道德要求、约束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发展必然造成制约。
但到了魏晋时期，这个无形之中约束着世人言行的铁桶受到了强烈攻击，虽未被捅破，却也是千疮百孔。在宗白华先生看来，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对于传统观念的挑战、对于人格精神的叩问主要表现在世人当时的言行、思想、追求上。例故事二则：
一：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二：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往。”了无渐色。
故事中王子猷的“任性”，罗友的真性情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的表现，是人性中最真实的部分。这种未经任何修饰的个体性情的自然流露，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都不免觉得有些惊讶，何况在那个仍属于封建体制内的时期？那个时代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自我的解放、对于人生意义的叩问并不亚于今天的我们，甚至超过我们。或许对于魏晋士人而言，所谓的功名利禄、万世传名不过是俗人眼中对于人生意义的愚昧解释，自身的真性情、真血性才是人活着的基础，人若连自己的想法、追求都撇弃而转身以人格尊严为代价去追逐物质回报，那便失去了“真我”，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为此，他们不惜拿自身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借“礼教”以维持统治秩序的封建制度，来展示在虚假的陈腐礼法桎梏下人性中所不可冒犯的尊严。
或许因为这种精神、狷狂，触动了余秋雨先生的内心，令他不敢轻易下笔。
今天的人拥有的物质条件比古人多得多，科技文明比古人先进得多，生活的幸福感要比古人高得多，我们自予为人类史上新的文明时代的开拓者并不为过。但是在这商品琳琅满目、街上处处霓虹闪烁的时代，突然间，人好像也像电器一样，打开外壳里面布满零件，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明明不想做一件事，却迫于人情而无法拒绝；明明很讨厌一个人，却碍于关系而强颜欢笑；明明憋了一肚子火想破口大骂，话一出口却变了声调。我们把原本理所当然的规则当做难得的美德，把令人恶心的行事准则奉若珍宝。人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戏份越来越浓，在这自由开放的时代谁都想当几回“演员”。到最后，角色太多，却把最真实的自己给忘了。
千年前，孔子老人家就像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礼：孔子之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而。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这一套礼仪规则看似繁琐，却表现了对交谈对象的尊重。而魏晋士人的不拘俗礼，忽忘形骸，却又是一种“真我”的体现。“有礼”“无礼”有时候并不那么重要，缺乏真诚的客套让人难以忍受，自然般的随意有时候反而更能让对方欣赏。
《庄子·渔父》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我们来到这世上时，一丝不挂，以最真实的自己面对崭新的世界；死后，也得沐浴更衣，洗尽一世的仆仆风尘，以最真实的面貌回归。那在这短短几十年间，何不多保持点真实的自己呢？不论你相貌如何，才华多少，应当在合乎法律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个性生活，不应为了名、利而扭曲人格、放弃尊严，只要活出正真的自己，不管是慷慨的、或是吝啬的，都应该予以肯定。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勒固不予，广陵散于今绝矣”。曲散人终，但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其对于理想人格本体的构建、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磊落人生的坚持，却留存于这世间，后来者共享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