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我是大施，我在格鲁吉亚买了一辆二手车，打算用两年半的时间来一场穿越欧亚非三大洲的自驾之旅。来到格鲁吉亚的第9天，我抵达了第比利斯老城。

（自驾穿越欧亚非路线图）

上一期咱们说到，为了寻找中学时代课文中描述的场景，我来到了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看到了文中提到的水井和那台古老的对开印刷机。今天咱们接着往下聊。

偶遇日乌利老人

来到陈列室，我遇到了日乌利老人，他向我讲述了印刷所之后的故事。

1906年因为叛徒告密，沙皇的宪兵们把地下印刷所全挖了出来，正屋和小屋也被宪警们放火烧了，整个院子就剩下一个大土坑。一九三七年，苏联政府为了保存这个革命的史迹，把院子按原样重新修建起来，一切才又恢复了当年的旧貌。

世界共产主义者是一家

陈列室里有不少中国朋友赠送的礼物，老爷子激动地对我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是一家人”。

确实，这间在我看来很重要的纪念馆，在第比利斯却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反倒是一波波中国人不远万里地找上门来，每个人还都满怀崇敬，搁谁谁不感动呢？

从革命遗址沦为半非法组织

日乌利老人告诉我，自从格鲁吉亚独立之后，对共产主义者的包容度也在降低。

苏联时期这里是革命遗址，如今却属于半非法的性质，政府不允许这里卖门票，所以他们只能在进门处放一个捐款箱，依靠游客的自愿捐款来维持运营。

原来，他曾是市委第二书记

日乌利老人听说我从中国来，决定亲自带我四处转转。

看到墙上的照片，我才知道他曾经是格鲁吉亚统一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第二书记，有着55年党龄。

虽然如今一大把年纪，但他依然热心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各种活动，而且还多次到中国参加“世界社会主义论坛”。

走进他的办公室，我发现这里已被红色占据，鲜红的党旗、大幅的领袖画像为他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深厚的中国情结

他一进屋就指着党旗边上的中国国旗和中国结对我说，“这是中国的，这也是中国的……”，然后他又附身拉开抽屉，拿出一本“延安风光”和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这让我太吃惊了，没想到在这个偏僻的小国家还能碰上如此熟悉的画面。

日乌利老人看我拿出相机拍照，示意我稍等一下，然后居然拿出了一瓶二锅头酒，真是太逗了。一问才知道，这些中国的物品，有些是他去中国参加活动时的纪念品，有些是来此参观的中国游客送给他的。

老爷子告诉我，以前格鲁吉亚有很多共产党员，现在已经非常少了，甚至走在街上也不能再宣扬共产主义，否则会有麻烦。说到这里，老爷子突然高举手臂，用中国话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举动真是把我惊到了，但很快我也能理解他的感受。对于一个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人来说，自己坚持的信仰被社会抛弃是件很难接受的事，也许只有面对中国人的时候，他才能找到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吧。

斯大林是他最崇拜的人

老人走到窗前，小心地掀开塑料布，拿出下面的照片给我看。

一张是斯大林的党员证，上面写着斯大林1879年出生，1898年加入共产党，当时才19岁。

另外一张就是斯大林刚入党时候的照片，19岁的他年轻帅气。

虽然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但担任苏联领袖期间并没有怎么善待格鲁吉亚人，再加上近些年格-俄关系紧张，当地人都不再愿意提起曾经的旧事。不过只要看看墙上各种各样的领袖画像，就知道斯大林一定是日乌利大爷最崇拜的人。

回首往事，一切均已物是人非！

站在院子里环顾四周，我突然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1903年，地下印刷所的革命者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而秘密斗争，而当1991年我读到这篇课文的时候，它却轰然倒塌。现如今，地下印刷所的一切依然如故，但给我感受更深的却是革命浪潮退去后的落寞寂寥。

临走的时候，我和日乌利大爷来到院子里合影，一边走他还一边用夹生的英语滔滔不绝地讲解着。一瞬间我觉得这个老人挺可怜的，他好像一直活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里，从未走出来，也拒绝走出来。

我中学时代的“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这篇课文，是收录在茅盾先生《苏联见闻录》（1948年出版）里的一篇游记，作家当年一定想不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还会有人寻着他的脚步故地重游，也一定不会想到日乌利大爷所经历的社会剧变。

（作家茅盾）

虽然社会思潮的改变是如此之快，如此地天翻地覆，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所适从，不过从日乌利大爷的眼中，我还是看到了信仰的力量。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因为这样的人——“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已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保尔·柯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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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施，本名施华栋，科研单位高级工程师。2016年辞职，一个人，七大洲，1500天环球旅行，将“乘风赶朝暮”的行游生活作为青春纪念。曾任旅游卫视《行者》栏目嘉宾，《远方不远》系列旅行纪录片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