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第一次来拉萨的时候，看到围绕布达拉宫磕长头的人，内心里生出一股震撼的力量，但从未想过自己会去磕。大庭广众之下磕头？我放不开。

2019年，我第二次到拉萨，在这里过的年。因为做义工的客栈离大昭寺近，我每天吃完饭就到八廓街上转，那个时候脑子里还没有转经的概念。在大昭寺广场上，我看到一个藏族老奶奶，走路颤颤巍巍的，仍旧虔诚地走三步磕一个头，被这场景所感染。这时候我还是没想过自己会去磕长头。

我后来真的去磕长头，和一个藏族阿佳有关。客栈管家称她“藏族少妇”。她大概大概二十七八岁，已经结婚。她和她爸爸一起来拉萨朝拜，他们是青海玉树人。她穿着藏族服饰，颇有些风韵。她爸爸戴着美国西部片里牛仔戴的那种帽子，穿着庄重，给人一种肃穆之感。这父女性格很好，我和他们很聊得来。她爸爸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还去过内地河南，那对他来说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而她经常和我们围在火炉边烤火，开玩笑，大家相处得不亦乐乎。

来拉萨朝拜的藏族人，大都从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的藏族自治州上来。他们几乎都在拉萨过完藏历新年才回去，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去大昭寺转经朝拜，参观布达拉宫，到拉萨周边的寺庙里朝佛。有一天晚上，我在大昭寺转的时候，碰到了这个青海玉树来的藏族阿佳，因为在客栈里聊的很好，转经碰到自然感到欢喜。她说明天是藏历十五，藏历十五是磕长头的好日子，她要围着大昭寺磕头。我一时兴起，下意识地说也要跟她一起磕，她露出钦佩的表情。其实我当时并未有磕长头的打算，这话一说出去，我自己也有点惊讶。

第二天中午，我们去买磕长头的装备。我以为她都熟悉，就一直跟着她。实际上她也不知道，我们就沿着北京东路一直走，然后从冲赛康市场进来，沿路走走看看，买了塑料编织袋、手套和手工做的护膝。买完东西，她带我到一家回民开的餐馆里吃饭，坚持要请我。她说她有两个孩子，他们家以挖虫草为生，每年五六月份挖两个月的虫草，大概两斤，卖十几万，一年就靠这收入生活。她现在的生活还算幸福，她拿出手机给我看她孩子的照片给我看，一个很可爱的藏族小孩。

晚上我们把塑料编织袋裁剪成简易的衣服，就出门去磕长头了。那是我第一次磕长头。我们从玛吉阿米对面的那个煨桑炉和有度母浮雕的墙下开始。她磕的快，很快就到了前面，而我第一次磕，很慢。这个行为让我感到很庄重的仪式感，我边磕边思考某些东西。

或许这里磕长头的人很多吧，我发现并没有人在意我这个行为。

磕了一次之后，我内心感到充盈，好像完成了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油然而生出一种成就感。围绕大昭寺磕一圈长头要两个小时，每一次双手合十、从头、口、心下来，然后头着地，起身，再重复相同的动作，都很考验人的耐性。磕长头的过程中又能思考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作为修行的一种方式很不错，打算第二天继续磕。

那几天在客栈里，我每天都会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藏族姑娘坐在客厅后面靠墙的那排沙发上看快手。因为那角落离灯光远，暗，很容易被人忽略，我却每次都能注意到她。她穿着很时尚，有时候是羽绒服、牛仔裤，有时候是一身迷彩服，有时候是传统的藏装。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很大方得体。她不怎么说话。

后来，我又遇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小女孩在火炉边烤火，这个小女孩扎着细细的藏辫，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好像会发光似的，她嘴里常常含着一块棒棒糖。大家都夸这个小女孩长得好看，我一看，是有些与众不同。这个年轻的母亲嘴里镶着一颗金牙，人很和善，她经常塞给我糖吃。她还有一个儿子，是这个小女孩的哥哥，两个孩子经常在客厅里跑来跑去。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也经常带着这俩小孩子一起玩，他买了糖也经常扔给我。

在客厅里我还经常看到一个年轻的阿尼拉（尼姑），穿着红色的喇嘛服，有时戴着僧帽，她有时候一直坐在火炉旁烤火，也不说话。我从未和她搭过话。另外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藏族小伙也经常坐在客厅里吸烟，聊天中我得知他现在在河南上大学。

一段时间之后，我才了解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个坐在角落里的藏族姑娘是三姐，名字叫才仁；年轻的母亲是二姐，二姐夫也在，只是不经常见到；阿尼拉是老四，最小的妹妹，他们家就她出家了；藏族小伙是大哥，比三姐大，而那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是最小的弟弟。他们是一家人，也从青海玉树来，他们跟着爸爸一起来拉萨朝拜。爸爸平常的时候就坐在轮椅上，总是满面笑容，差不多只有转经的时候才见到他出来。大姐一家没来。

他们要在拉萨过藏历新年，所以我们慢慢就熟悉了起来。我知道了那个扎着藏辫的小女孩叫仁拉。

仁拉大概两岁了，能够断断续续地说一些话，不过多是藏语，我也听不懂。她不认生，知道我很喜欢她，就经常跑到我身边。自从我拿手机跟他自拍过一次以后，她就喜欢上了自拍，经常拿着妈妈的手机一会扭头，一会撅嘴，摆各种姿势拍照片，看到照片里自己的样子后她又会欢呼雀跃起来。

我买了糖会给仁拉吃，有时候桌子上有零食，不管是谁的，我也会拿给仁拉吃。我感觉仁拉也是喜欢我的。仁拉的爸爸妈妈待人和善，虽然说普通话说的并不是那么好，好像隔着一层，不过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可爱和真诚。我有时候抱着仁拉，开玩笑说，仁拉太可爱了，我要把仁拉领到我家里去，不让她回家了。在一旁的才仁就说，那就送给你吧。然后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仁拉并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

他们在这里住，并不是事事都很如意。比方说住的房间里什么东西坏了，可能不是他们弄的，但也需要他们花钱去修。客栈里做饭并不方便，不过他们还是会经常拿自己带来的锅在炉子上煮些东西吃。后来客栈老板不让他们在下面做饭了，他们就端着锅到四楼的厨房去做。我感觉这一家人并没什么发愁的事，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经常是才仁扶着爸爸或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爸爸去转经，其他人跟在后面，早上晚上都去，一家人其乐融融。

后来我听说了他们的故事。

原来他们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爸爸一人拉扯他们长大。爸爸是当地的护林员，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这一生很是操劳。现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希望老爸再找一个伴，但老爸并不同意。

我想他一定还在思念着自己的妻子。

我和那个藏族阿佳去八廓街磕长头的时候，仁拉的妈妈和才仁也打算磕头，但并没有说哪一天去。我打算继续磕长头的时候，才仁也知道，我说有机会可以一起磕，她答应了。

客栈里人住的藏族人居多，我们聊天的时候，有个老奶奶拿着转经筒靠在沙发背上一直在转，我看了好奇，拿过来转，那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有的藏族客人买了人参果泡好了拿给我们吃，我尝了尝，特别甜，那人参果又叫蕨麻，据说煮粥喝很好；还有的客人背着风干的牦牛肉过来的，他们用客栈的电热壶煮酥油茶，这让客栈老板很恼火。

那时候我已经磕了好几天长头了，知道我磕长头的人都对我露出钦佩之情，就连客栈门口商店小卖部的藏族老板都给我竖大拇指。

才仁去磕长头那天，我早早就知道了，到了晚上，我们一起出发去大昭寺。

在去大昭寺的路上，才仁告诉我，她二姐，也就是仁拉的妈妈，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跟着舅舅从家乡玉树磕长头到拉萨，用了七个月。我顿时对仁拉的妈妈生起了敬仰之心。

我们一起走到大昭寺前的广场上，才仁说她们有事，要等一个人一起，让我先磕。

我先磕了起来，我磕得很慢。

那时我磕长头总能遇到一些人，有些有缘分的就能边磕头边说下话，和我说话的人中，孩子居多。那些小孩并不能深刻理解磕长头的含义，只不过是跟随父母或亲人一起履行这一种神圣的仪式。

磕头的路上，我又遇到两个玉树的小姑娘，是姐妹俩，都在西宁工作，我们边说话边磕头。没多久，我发现才仁她们从后面磕长头追了过来，她们的速度非常快，并超过了我。我那时保持和那两个小姑娘一样的速度，并没有和才仁一起，只是和她打了招呼。她们中途休息过一次，我到了她们休息的地方，她们又开始继续磕了。

等我磕完长头，我发现才仁她们在等我。

我并没加才仁的微信。后来另一个义工陶哥要了才仁的微信，也聊了很多。我才知道才仁今年二十一岁了，读初三，六月份毕业，她希望毕业后去西安找份工作。我好奇她为什么二十一岁才读初三，她说她爸爸生病，她曾经休学在家照顾爸爸，学业耽误了。

仁拉一家走的那天发生了一些矛盾。他们两间房，却只有一个房卡，老板坚持说她当时给了两个房卡，仁拉的舅舅却说只给了一个。情况有点严峻。双方吵了半天，只好查那天的监控。

这个时候客栈保洁大姐的儿子卫国和仁拉的哥哥打了起来。卫国哇哇大哭，一定是小孩子在争什么东西。无奈我抱着卫国出门买了四根棒棒糖，又回到客栈，每个孩子分了一根，三个孩子和好如初。监控里也看到了老板那天确实只给了一个房卡。误会化解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仁拉一家收拾东西要走。我偷偷将那根剩下的棒棒糖塞到仁拉的小书包里，仁拉很聪明，也不声张，欢愉地跑到爸爸妈妈身边，像只快乐的小鸟。

我帮他们把行李拿到门口，他们一家拖着行李就这样离开了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