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大喜欢看清朝的内容，但从万历十五年起，逐步了解到一个国家管理层运作的方方面面。

这边书，从鸦片战争起源开始，不断通过历史的只言片语分析参与其中的咸丰皇帝、林则徐等每个官员的动机、所思所感、所作所为，不断辩证的看后人是否给予了他们正确的评判，同时也置身事外，揭漏了官员身处其中的迷茫与利益点。如果说之前的鸦片战争在后人看来就是一个扁平化的节点和结论，那么作者通过这本书，将其立体还原，使得我们能够三维立体的进入其中，身临其境，感受古人的选择与迷茫，好书！

照例，一些原文摘录：

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那些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失败真正原因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从而就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在这里，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所承担的责任，从而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名礼教、文物制度的地位。

这里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生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

我们把视野放大，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150多年前这次战争的意义。 我们要从这场战争看到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一个民族对于自己历史的自我批使他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鄙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由此又可以得到一种解释，那些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失败真正原因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从而就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在这里，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需要说明的是，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常用的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接受的历史现象。这种理论和模式，经过他们长久的宣教，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并在今天仍有其影响力。正是在这么一个基础上，琦善的”奸臣“形象很快得到了公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