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资治通鉴》先简要交代了一场内乱——蜀相杀蜀侯，随后重点描写了张仪在外交上的惊险与精彩，记录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各种雄辩表现。我们先来看看巴蜀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约五年前，也就是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资治通鉴》记载巴、蜀两国互相攻伐，双方都请求秦国出兵。秦国果断抓住机会，派司马错率军南下，占领了蜀地。按照秦国一贯的统治方式，对于新夺取的领土，通常会设置郡县，派官员管理。例如，从楚国手中夺取汉中后，秦国就在当地设立了汉中郡。
但在蜀地，秦国既没有设置郡，也没有设县，而是保留了原有的政治结构，将蜀王降为侯，派陈庄担任蜀相。这说明秦国当时还无法直接管辖蜀地，需要借助当地首领的威望安定人心，由陈庄代表中央政府掌握实权。在当地政治格局中，蜀侯相当于“面子”，陈庄则是“里子”。只有面子和里子配合好，管理才能顺利进行。但这种配合本身就很难维持，容易激化矛盾。古今中外，这类例子屡见不鲜。
不过，这次蜀相杀蜀侯事件还有一点特殊：陈庄很可能有谋反之心。后续发展有两个版本。《资治通鉴》说，第二年秦国派甘茂入蜀，将陈庄杀死。另一个版本认为，正是在这一年，秦国派甘茂、司马错和张仪入蜀，杀掉了陈庄，平定了动乱。随后，张仪主持修建了成都城，此前还主持修筑了江州城。成都和重庆的筑城历史，就是从张仪规划成都城时开始的。
当时成都城的设计完全照搬秦国都城咸阳，因此成都也被称为“小咸阳”。据《成都记》记载，成都城是正方形，边长三里，周长十二里，城墙高七丈。原本这里叫“绵城”。不过，成都城的工程质量似乎很差，城墙经常莫名大面积垮塌，大家对此束手无策。有一天，一只大乌龟突然绕着成都城走了一圈，这也许象征着某种神秘意义。人们便沿着乌龟的行踪重新修筑城墙，结果终于成功，城墙也再没有垮塌。因此，成都城还有一个别名“龟城”。
至于平定陈庄之乱，到底是本年由司马错和张仪完成，还是下一年由甘茂完成？现有史料很难判断，两个版本各有依据，也各有争议。甚至关于陈庄究竟是杀了蜀侯发动叛乱，还是杀了蜀侯后主动向中央请罪，亦或是与蜀侯勾结谋反，不同史书也有不同说法。
我们不妨暂时放下考据，从观念史的角度，以儒家的立场思考一下，“蜀相杀蜀侯”这句简短记载到底是否准确。所谓“准确”，不仅关乎事实，更涉及政治立场。立场不同，意义也会完全相反。
司马光以醇儒姿态编撰《资治通鉴》，朱熹则费心编写了简明版《通鉴纲目》，既力求简洁易读，又修正司马光的政治不正确。在周赧王四年的记事中，《通鉴纲目》照抄了“蜀相杀蜀侯”的记载，看来并未挑出司马光的问题。然而到了明朝，朱熹却被人指出了毛病。
程朱理学统一天下时，朱熹名义上的地位虽不及孔子，实际上却几乎比孔子还高。因此，尹起莘编写《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和刘友益的《通鉴纲目书法》，都在用心揣摩朱熹的微言大义。历代帝王甚至亲笔御批《通鉴纲目》，学界也将其奉为史学中的意识形态经典，引发了一代代人的顶礼膜拜。
进入元代中后期，有人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给《通鉴纲目》挑毛病，其中甚至包括朱熹的后学。他们或认为朱熹是无心之失，或认为错误只是传抄所致，但无论如何都不影响朱熹的权威。代表作是汪克宽的《通鉴纲目考议》。在“蜀相杀蜀侯”问题上，汪克宽认为，参照后文，这里应写成“蜀相杀其君”才对。
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看出的漏洞。为什么朱熹没有注意到呢？
实际上，刘友益的《通鉴纲目书法》早已对此作出解释：蜀侯属于亡国之君，国家都没了，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君，因此杀他不算弑君。
这种解释是否太偏袒了？清朝学者李述来在读书笔记中评价，《通鉴纲目》大概只是抄录《资治通鉴》时顺手了，没留心而已。汪克宽的《通鉴纲目考议》对此进行了订正，算是解决了问题。至于刘友益的解释，则属于不顾事实，硬要为朱熹辩护。
明朝阳明新学兴起，打破了朱熹的权威。有人不再像汪克宽那样厚道，而是直接质疑《通鉴纲目》。崇祯朝学者张志勋就是典型代表，他写成了《纲目续麟》，在政治正确的意义上批评朱熹。连朱熹都会政治不正确，做人实在太难了。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巴蜀相互攻伐的来龙去脉，以及司马错和张仪关于伐蜀还是伐韩的路线之争。随后，秦国伐蜀并攻取蜀地。对此，《通鉴纲目》在纲的部分高度浓缩为五个字：“秦伐蜀取之”。
这个表达还能更简练吗？张志勋批评说，“伐蜀”和“取之”都可以删，只用“秦灭蜀”三个字就够了。不仅如此，《通鉴纲目》后文提到的“蜀相杀蜀侯”“秦诛蜀相庄”等也可以删去。
那么朱熹为什么会犯错？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照抄了《资治通鉴》。司马光又为什么会犯错？同样是因为照抄了《史记·六国年表》。《六国年表》这样写并不算错，它专门为秦国设了一栏，自然要详细记载秦国的大事。但《通鉴纲目》在意识形态上尊周为正统，理应避免采用秦国的历史视角。像现在这样详细记录秦国的事，不就等于站在秦国的立场了吗？
姑且认为张志勋说得有道理。但在事实层面，秦国灭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虽然秦国在周慎靓王五年伐蜀并占据蜀地，但并不能说这一年就彻底灭了蜀国。
张志勋预见到会有人质疑，于是回应：一方面，当时蜀国实际上已被秦国控制，说秦国灭了蜀国并无不妥；另一方面，秦国有灭蜀的动机，而春秋史学有“诛意之法”，这是孔子定下的规范。有动机就等于有事实。
张志勋曾亲自阐述《纲目续麟》的创作宗旨，称孔子当初依据易理编写《春秋》，而自己则依据春秋大义挑战《通鉴纲目》。他的意思是，世人高估了《通鉴纲目》，怎能与《春秋》相提并论？《通鉴纲目》错误频出，按《春秋》的标准还差得远。
以今天的眼光看，张志勋的分析确实有些用力过猛、过于深究。但他的去中心化视角颇具后现代和解构主义色彩。他用阳明心学的思想，努力将朱熹拉下神坛。张志勋并非空谈心性、闭门读书，而是回归经典，用更古老的经典来审视古老的经典，这也算是阳明心学中的一股清流。
今天我们回顾这些争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的人们看待我们，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熊逸版资治通鉴》
其实，围绕“蜀相杀蜀侯”的史学争议，从来不仅仅是文字考据的较量，更是不同历史时期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的碰撞。从朱熹的尊周正统，到汪克宽的谨慎修正，再到张志勋的大胆质疑，每一种观点都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学术氛围和精神内核。对经典的不断审视与对话，正是史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它让我们在回望过去时，既能看到历史的细节，也能理解思想的脉络，并为当下的思考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