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留守儿童”，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孱弱的老人、外出的父母和悲惨的童年......但是作为一个资深且超龄的留守儿童，我更想说的是，曾经的我们或者说现在的他们，都是些活生生的立体的人，而不是那些刻板印象下的标签。
我今年大三，21岁，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时至今日，我也才和父母过了两个春节。二十年的留守生涯带给我最大的伤害是，我永远不会和我的父母建立起真正亲密的亲子关系。我爱我的父母，也理解他们背井离乡的无奈，但是理解并不能弥补我残缺的童年和缺失的关爱。
在大多数人眼里，留守儿童一直是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从未觉得自己可怜，甚至庆幸我是在奶奶身边长大。我不会乐器，也没上过任何辅导班，更不会有人逼着我做任何不喜欢的事情，只要作业写完了就被允许在外面疯玩疯跑。盛夏时节，没完没了地聒噪着的蝉被褪下一层壳，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上竹竿和小伙伴一起寻蝉蜕；果实成熟，村里的果树便也成了我们的天堂，成群结队，爬树摘果......我们的童年，并不是只有悲伤。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洗衣做饭，照顾自己。或许物质生活并不优渥，但这样的生活让我们学着更加坚强和独立。
2015年的“6.9事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四个孩子的悲剧，不是个案。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直接推动了国务院高规格文件的出台。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甚至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系会议制度。我记得报道毕节留守儿童惨剧的中青报记者白皓来做分享会的时候我曾问过他：用一个悲剧甚至是几条生命还换取公众或者有关部门的关注，这种帮助和关爱能有效解决问题吗？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跟我说他所看到的情况远比新闻中悲惨。
现在看来，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还有多少人在关注？还有多少人在思考？被标签化的留守儿童，到底该谁来负责？他们需要的又真的是关爱保护吗？
媒体里的留守儿童报道，多是一些悲伤的故事:生存的困境、残缺的亲情和扭曲的心灵......这确实是部分现实的写照，但是媒体过多报道和过分塑造这种标签，难道不是对留守儿童的二次伤害吗？生活纵然有诸多不易，但他们不觉得自己与别人有何不同。而如今，他们成了需要被同情和可怜的“留守儿童”。
作为新闻专业的大三学生，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真的该关注这个问题吗？如果这种关注只是为了博人眼球或者赚取流量，那么我认为这种关注是恶意的。我们更该思考的是，这种社会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改变现状。
农民向城市迁移，产生留守儿童，各国如此，但中国的户籍制度让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变得更加深刻和复杂。城市户口意味着教育、医疗等诸多社会资源的优先占有，这样的种种限制，让多少人待不住留不下，让多少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不得不奔走在这样尴尬的城乡二元化道路上。如今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而他们的孩子正在经历他们所经历的童年。
如果经济发展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进行发展，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跟独生子女一样，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更加尴尬的存在。
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乡土气息浓厚的国度。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前言里写道:“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国家结构的基层便是乡土，构成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维系纽带，就是乡土性。乡既不是特指乡下，土也不是土头土脑，而是一种情感、一种牵挂，是人与土地之间不可分离无法割舍的联系。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国度里背井离乡会成为一种大势所趋，而“留守”会成为一种常态。
时至今日，城市化成为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浪潮。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像候鸟一样，我们永远徘徊在两地之间，直接或间接地体验着它所带来的情感体验。毫无疑问，吾城和吾乡，已经成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距离，最深刻的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