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光

  1941年7月以后，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从苏常太清乡区突围，转战来到苏北地区，受到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接见，陈毅鼓励六师十八旅要成为“模范游击兵团”。军长的指示激发了文化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宣传股长过鉴清，找来了华中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黄苇，他说：“最近，陈毅军长对六师十八旅有个指示：你们要成为游击兵团的模范。你是从‘鲁艺’毕业的，既善唱歌，又会谱曲，我想把我们的团史写成一支歌，由你谱曲。”黄苇听后，感到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愉快地接受了这项特殊的任务。

  过鉴清是位江抗老战士，对五十二团的发展史十分熟悉，这是一支由36个伤病员在阳澄湖畔发展壮大起来的部队，最后由过鉴清敲定歌曲题目为《你是游击兵团》，全面反映十八旅和五十二团发展壮大和转战大江南北的战斗历程。仅两天时间，过鉴清就把歌词写了出来，句式长短不一，初看像新诗，又不很押韵，内容却很丰富。过鉴清把歌词交给团政治处主任彭冲过目，彭冲十分细致地逐句修改，过鉴清又把歌词交给当年在阳澄湖畔养伤的老战士们过目，他们都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歌词形成后，交给黄苇谱曲。黄苇首先充分理解歌词的含义，争取尽可能达到词曲的完美统一。这支歌终于在1943年11月份完成，不久在全团教唱。

    1944年，十八旅旅部组织全旅歌咏队会演，五十二团的歌咏队唱的就是这支歌。那天，队员们的兴致很高，一个个唱得雄赳赳，气昂昂，十分雄壮，旅政治部主任刘飞、参谋长夏光等观看演出后，十分满意。当时刘飞、夏光等首长认为，当年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不仅是五十二团，还有五十四团，这支歌应该成为十八旅的战歌。于是这支歌后来又加了一个“歌颂十八旅”的副标题。

  第一位作者崔左夫〔照片〕。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的“芦苇火种”条目写道：剧本取材于崔左夫所写的《血染着的姓名》。早在1948年11月13日，作为战地记者的崔左夫参加采访淮海战役，华野一纵队司令刘飞指着打扫战场归来的一支部队对崔左夫说：“这个团的前身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最早的一批战斗骨干是留在阳澄湖畔芦苇荡里的‘江抗’伤病员，他们的经历，以后你可以写一写……”跟随刘飞的警卫说：“我们的司令员对十八旅有很深的感情，那些养伤的伤病员发展成团时，他任团长；发展成旅，他任旅长；发展成师时，他任师长。他肚里的战斗故事很多很多，以后有机会，你好好的来采访他。”事隔九年，1957年6月，崔左夫专程来到苏州、常熟、太仓等地采访了两个多月时间，写出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一文，这就为后来创作的沪剧《芦苇火种》提供了素材。

    第二位作者刘飞〔照片〕。195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红旗飘飘》杂志编辑部向全军高级干部征集革命回忆录。当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刘飞接到通知后，决心将他那段在东路地区的抗战故事写出来。然而，正当刘飞提笔写回忆录时，他患病了，去莫干山疗养。在疗养地，刘飞时时回忆起当年36个伤病员以及江抗部队同日伪斗争的往事，觉得不写出来于心不安。于是，他抱病口述，由他夫人朱一，秘书高松记录整理，写成了长篇回忆录《火种》。这篇洋洋10万字的回忆录，着重叙述了它身受重伤后在阳澄湖畔坚持敌后斗争的故事，以及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后来，刘飞将其中的有关章节取名《阳澄湖畔》，先后发表在上海《萌芽》和江苏的《雨花》文学杂志上。阿庆嫂的扮演者丁是娥在回忆刘飞的文章中写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剧团创作和演出了现代沪剧《芦荡火种》。这出戏取材于一篇军史征文《血染着的姓名》。这场斗争，正好是当年刘飞同志所领导的部队的斗争生活的一部分……刘飞详细询问了《芦荡火种》创作和演出的情况，高兴地表示沪剧能反映部队生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还鼓励我们到部队去深入生活。

    第三位作者文牧〔照片〕。1959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编剧文牧和党支部书记兼团长陈荣兰，计划写一部反映江南新四军艰苦奋斗的现代沪剧，在阅读了《血染着的姓名》后，颇受启发。后又看到了刘飞的回忆录，两人一致认为，这两个作品可以作为素材，创作一部抗日传奇剧。于是，他们采访了刘飞将军，刘飞将军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还安排他们深入部队采访收集材料。他们参观了军史展览馆，见到了36个伤病员名单，并了解到伤病员在战斗中用生命夺得九六式重机枪的经过。不久，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集体创作、文牧执笔的现代沪剧《碧水红旗》诞生了，也许受刘飞回忆录《火种》的影响，1960年把剧名改为《芦荡火种》。为了提高该剧的思想水平和演出艺术水平，剧组全体人员深入到故事发生地常熟横泾（现沙家浜镇）进行体验生活，采访新四军老战士和当地的地下党老同志，聆听他们讲述的芦荡斗争故事，参观了抗战遗址和革命文物。剧组还到浙江某部与战士们一起生活，一起操练，体验解放军的气质和思想感情。沪剧《芦荡火种》剧本经过三次大的修改，日趋成熟。剧团及时派出了很强的阵营，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丁是娥饰阿庆嫂，解洪元饰陈天民，张清饰郭建光，石筱英饰沙奶奶，陆敬业饰沙七龙。邵滨孙饰刁德一，俞麟童饰胡传魁。1964年3月5日，重新修改后的《芦》剧在上海上演后，连演370场，观众达56万人次。一个剧目由一个剧团连演7个月，经久不衰，这在解放15年来的上海戏曲舞台上还属首次，也是上海沪剧团建团十多年来演出的全部剧目中，连续上演时间最长、上座率最高的剧目。由文化部安排，于1964年1月22日《芦》剧进京上演，刘少奇、李先念、薄一波等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沪剧《芦荡火种》上演后，在戏剧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剧种的9个剧团对《芦》剧进行移植演出，在全国演出《芦》剧的剧团竟有31个之多。

    第四位作者汪曾祺〔照片〕。1963年春，江青到上海小住，她看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后，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于是决定把《芦》剧交给水平高、影响大的北京京剧院改编成京剧。北京京剧院迅速成立了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等组成。当时汪曾祺是摘帽“右浱”，因为要改戏，被突击“解放”，批判留用。在4个创作组成员中，杨毓珉是艺术室主任，肖甲是剧团团长，薛恩厚是剧团党委书记，因此，剧本改编的主要任务落在汪曾祺身上。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对《芦荡火种》的剧本改编，再次进行了认真的定位，他把功夫放在剧本的文学性上。比如《智斗》那场戏当刁德一抓住阿庆嫂说的“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阴险地提出：“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阴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祥？”这时阿庆嫂洞察刁德一的蛇蝎心肠，她唱到：“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后来汪曾祺说，这段唱词是从苏东坡的《汲江煎茶》中的“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脱化出来的。在对剧中人物塑造下功夫时，汪曾祺注意吸收京剧折子戏的长处，尽可能把每场戏写得集中、紧凑，防止松散、拖沓。如今，这出戏中的《智斗》《授计》《斥敌》等场都已成为久演不衰、脍炙人口的折子戏，他们既能独立成篇，却又是全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全局闪烁出熠熠发光的迷人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