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表哥大学已经毕业，他拿回毕业纪念册的那天，整个下午我都趴在床上翻看。我对于那个纪念册的浓郁兴致，是表哥无法理解的。——那些照片里，女生们多是抱着一颗柳树侧腰倾泻长发，或是坐在草坪上环抱双膝，男生们则都在山顶眺望远方或是身后一条大河，他们看起来满腹壮志，身上绝没有现在学生们电脑游戏和网络聊天带来的恍惚和疲倦。每张照片的背面都有一段寄语，――那些寄语，是很有趣的：里面不约而同地用了“风景”“远方”，“飞翔”和“梦想”等词汇，激情万丈。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倒是常常用到它们，却不知道风景远方都在哪里，非常空洞。原来这些词是属于他们的，离我还太远。
我以为只要自己快快长大，就可以拥有这些词，却不知道我在走，时代也在走。七十年代人的青春，在新旧世纪的交迭碰撞中，迸裂出去，像一个孤岛远远地漂走了。那些词，也被带走了。
但我至今仍旧记得他们的青春是什么样子，那么鲜明的轮廓。在最好的年纪，世界在他们的眼前打开，都是新的，都是未知的，可以运用无穷的想象力去靠近和迎接。
郑钧的《回到拉萨》唱出了许多人的梦想，西藏是圣洁和神秘的，去一次西藏仿佛就能成为英雄。我们想要去远方，但不是去旅行，“看到”对于我们而言，实在太轻了，我们要的是“抓住”。所以我们到处漂泊，一定要闯荡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这种笃信，可能是青春里最大的福气。
金庸的小说把古代的侠气带给了我们，从我们的视野里，可以看到一片江湖。海子和顾城是我们的偶像，所以即便置身于高楼大厦中间，我们也还怀着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田园梦想，也只有我们，还一厢情愿地相信黑色眼睛是上天的馈赠，用以寻找光明。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几年大街上的书摊用记号笔写着：新到：路遥《平凡的世界》（图书界还没有开始流行贴海报，广告语也根本不需要）。我们手抄席慕容和汪国真的诗，在300字一张的方格稿纸里给同学写信。物质和精神，我们的选择都不多，视野也有局限，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可以那么专注。所有的这些，都深植于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热爱。
我上中学的时候，进口的东西已经充斥了人们的生活。一时间，所有好的东西都是进口的，“进口的”代表一种品质保证，更重要的是，它也许代表一种时髦，是一种发誓要与父辈陈旧落伍的生活划清界限的决心。“舶来”，真是一个形象的词，海那边运来的东西。得不到的一定是好的，所以我们念书的时候，连块橡皮也希望是舶来的。我们用舶来的精神，舶来的物质装点自己，充满自己。
我们是“媚”的一代，“媚”可以使我们日新月异，“媚”却也使我们从来没有一块自己耕耘和浇灌的土地。
少女时代的记忆令人羞耻：我曾多么嫉妒同班的芳芳，因为她的姑姑在沿海特区城市，每次回来总能带给她洋娃娃和漂亮的连衣裙。我甚至嫉妒她的父母离婚，印象里“离婚”也是个带有舶来色彩的词语。九十年代初，离婚还是一件时髦的事。我还嫉妒我邻居那个十八岁就去深圳打工的女孩子，因为她后来居然嫁在那里定居了。
现在，早就走出了对舶来事物艳羡时期的我，才发现记忆最深的，最让我艳羡的，不过是青春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改变生活。而如今，我的目光落在脚下的路上，并不是那些遥远而繁华的地方。改变人生？这样的话题太浩渺了，眼下我只是担心不要被生活远远地抛下。
大学的几年里，学校外面的餐馆，四月一到尤其热闹，当年要毕业的学生，已经开始为了告别而聚会。小桌低矮而颤颤巍巍，学生围坐一圈。唱歌，高喊，把啤酒瓶摔得粉碎。带着几分醉意，他们拥抱或者扭打。有人说出了埋藏的爱，有人泯去了心中的仇。他们唱着诸如《我可以抱你吗》，《冷酷到底》，《幸福》那样的歌，唱着唱着总会哭了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好像要经历的是生离死别。也许他们已经有了某种预感，那个质朴而单纯的时代正在渐渐远离，他们和他们的理想终将分道扬镳。
在梦里，他们的哭声一定惊动了我，我或许是被拣选的见证者，所以有关这些，我都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