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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中国曾经仅凭丝绸、陶瓷、茶叶的出口，就让世界上大约半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汇进来，它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传播，欧美地区的很多国家和日本迅速崛起，在200多年里，这种经济增长差异，使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巨大差异。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技革命，走上现代经济增长之路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杨成，独创性地以清朝司法档案《刑科题本》作为职业数据来源，用于研究18-19世纪中国的人口职业结构，重新锚定大分流起点，获得了初步成果，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中国18-19世纪人口职业结构与大分流》。
1.大分流及实证挑战
看懂这本书，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大分流。
大分流，在20世纪时被称为“李约瑟之谜”，指的是长期困扰中国精英和学术界的一个问题：中国作为曾经的发达经济体，为什么没有产生科技革命，并走上现代经济增长之路？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落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等问题，学术界出现了分歧，21世纪时，这些问题被重新提出，称作大分流。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讨论大分流的时间起点，先后出现了欧洲中心主义假设、加州学派、实际工资学派等众多流派，书中在肯定他们卓越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
比如伊懋可提出中国经济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即技术进步得到繁荣发展，却阻碍了现代科学创新及其经济应用。他的理论为研究中国经济提供了分析框架，但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具有显著经济与文化异质性，所以这个理论是否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地区还有待讨论。
加州学派转变了欧亚经济发展评估方法，丰富了实证基础，但它的研究还是存在着局限于发展水平，而很少涉及发展趋势的不足之处。
而实际工作资方法也存在着缺陷，比如对中国农村劳动力估算的数据主要来自松江府，而中国拥有数百个府，仅以松江府代表全中国，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长期以来，中国人口职业数据的来源，主要是政府的户籍登记和地方志。
官方户籍登记的粗略分类与户主就业状况关系不大，也几乎不涉及其他家庭成员就业情况，因此有80%以上平民家庭的就业状况没有被记录，更加遗憾的是，这种记录方式在清朝时期已被放弃。
地方志只记录了行政区域在选定年份的总人口数，因为没有补充文件，所以无法做出相对可靠的判断，也无法经受仔细检验。
要深入研究17-18世纪中国人口职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更加全面准确的数据来源，而中国整体人口职业结构的有力实证资料非常稀缺，这成了研究的难题。
2.为什么是《刑科题本》
作者在研究中发现，有一类史料不仅覆盖面较广，而且保存较完整，这就是清朝的司法档案——《刑科题本》。
原来自1735年乾隆皇帝登基以后，清朝增添了一项新的政策规定，即疆域内发生的每一起命案的卷宗，都要送至皇宫，由皇帝亲自审阅后判定。
这份《刑科题本》时间跨度从1736年至1898年，从乾隆朝到到光绪帝，共有251857份报告，平均每年就有1500多份。
为什么《刑科题本》能成为研究数据来源？因为它具有以下的优势。
1.高度可靠性。
《刑科题本》是最高级别官方文件，信息要经过4个层级的记录，官员的调查和个人的陈述更加真实可信。另外，卷宗里提到的职业名称更加具体化，而不是是简单分类。另外这些都是实时记录的，避免了回忆造成的误差。
2.广泛的地理和时间覆盖范围。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案件进入起诉程序，该档案就会被创建，时空覆盖范围广，且具有持续性。书中举例的4个案件，不仅不在一个时间段，地理位置也相距甚远，南北均有，还有长江沿线地区。
3.广泛的社会经济覆盖范围
《刑科题本》中记录的社会经济群体，包括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财富水平、不同的职业等，覆盖范围非常广泛。
4.广泛的性别和年龄覆盖范围
由于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特色，女性在其他史料中鲜少提及，因此，女性在中国家庭经济中担任的角色的数据来源严重缺乏。而与命案有关的人员，无论性别和年龄都会被询问，这为研究妇女和儿童在家庭经济中的角色提供了罕见的机会。
5.广泛的可用性
《刑科题本》几乎覆盖中国所有地区，数量庞大且保存较好，每个案件通常至少记录两个人的职业数据，为研究中国历史劳动力和经济史提供了丰富资源。
6.丰富的个体层面数据
每个卷宗里，不但对人员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信息进行记录，还包括家庭成员、兄弟姐妹、子女情况，甚至他们的民族群体、户籍地、身高，迁徙情况等都一一记录在案。这些信息，让历史学家可以从单一来源研究，避免了整合不同来源的信息所产生的相关问题。
鉴于以上优势，《刑科题本》成为研究数据来源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作者还增添了《津门保甲图说》和《乡土志》作为补充职业数据来源，它们相互印证，以增加数据的准确性。
3.相当先进，相当复杂
作者选取了1761–1770年，1821–1830年和1881–1890年三个关键时期作为全国样本，因为这3个时间段分别代表着“康乾盛世”，“嘉道中衰”和“同光中兴”。
作者利用这种新的实证方法，评估了18-19世纪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通过本次研究，他有很多新发现：
1.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户，但地区间劳动组织形式存在明显差异，比如北方的雇工就多于南方。
2.第二产业占比与同期的工业化国家相比较低，而且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3.第三产业规模庞大，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很有可能已经进入“瓶颈”，人们进入第三产业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计，而不是追求更高的收入。
书中定义了6个关键经济区域，包括经济较发达的黄-济区域，和经济滞后的淮河流域等，通过比较发现，这些区域的职业结构非常相似，但职业结构发展轨迹却并不相同。
比如经济发达的长江下游边缘地区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迅速衰退，而新的通商口岸上海及周边地区则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太湖周边的小区域经济迅速发展，至今仍是最发达地区之一。
而黄-济地区的两个城市北京和天津的发展轨迹也并不完全相同，北京的男性就业停滞不前，女性则有所发展，而天津则显示出明显的经济发展迹象。
这些不同的发展轨迹揭示出中国经济的多样性，也表明当时的中国经济相当先进，同时也相当地复杂。
结语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史料的缺少，使研究中国史，在数据获取和研究方法方面面临挑战，而关于人口职业结构的实证资料相对匮乏，导致学术界对于中国18-19世纪的经济发展一直争论不休。
这本《中国18-19世纪人口职业结构与大分流》的作者，首次采用清朝司法档案《刑科题本》作为职业数据来源，不但填补了把它作为职业研究方面的空白，还为夯实中国经济和社会史研究的实证基础做出贡献。
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了解中国的经济史，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在如今波云诡谲的世界形势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学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