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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总统发表讲话，表达他对“俄国”人民温和的支持之后两天， 1918 年 1 月 10 日，独立的乌克兰派出代表到布列斯特，提出他们自己的和平要求，这改变了对话的政治局面。在谈判的前几个星期，大家对彼得格勒方案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民族自决成为基本原则。

1918 年年初，乌克兰既不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也不在布尔什维克的掌控之中。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德国和俄国关于新秩序的对立观点会发生直接冲突，道德与政治制衡的复杂性也将凸显出来。

布尔什维克赞成民族自决，但只限于“革命群众”。在布尔什维克看来，乌克兰拉达只是一个有产者联盟。在 1918 年年初，布尔什维克宣传家卡尔 · 拉狄克（ Karl Radek ）鼓动彼得格勒的民众说：“如果你们想要食物 …… 就喊‘打倒拉达！’”而乌克兰议会接受了同盟国的邀请，这是“犹大式的背叛”，是在“自掘坟墓”。

苏俄方面关于民族自决“合法”程序的长篇大论之后，马克斯 · 霍夫曼将军，这位自打圣诞节危机后就被世界媒体视为德国军国主义典型形象的人，终于忍不住发火了。他想要知道，为什么德意志帝国的代表需要向布尔什维克学习合法性的问题，而后者自己的政权正是“纯粹建立在暴力和强权的基础之上”

托洛茨基继续说道，布尔什维主义所采取的“暴力”，是“受到亿万工人和农民支持的暴力，是用来打击那些想要继续奴役人民的少数分子的；这种暴力是一种神圣的历史进步力量”。当德皇看到布列斯特发回的记录时，他在空白处写道：“对我们来说正好相反！”

托洛茨基的话十分清楚直白，以致整个 20 世纪人们都在讨论它。如果他是对的，政府最终只能建立在暴力基础上，那怎么能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政治行为呢？表面上看，权力的现实需求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或者是悲剧性的，或者是革命性的

德国和乌克兰支持达成一个建设性和平的人在一旁观望，而托洛茨基的革命犬儒主义与霍夫曼将军的现实政治则共同把民族自决原则变成了完全空洞无物的东西。他们一起终结了这场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谈判，把它变成了对力量赤裸裸的考验。

最有可能使这个专政政府被俄国的协约国盟友孤立的是，伦敦和巴黎方面在 1917 年 12 月就预料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 1918 年 2 月 3 日的一个决定，即拒绝偿还俄国的巨额外债：战前共计 49.2 亿美元，战争开始后 39 亿美元，其中后者是由英法两国政府正式给予担保的。苏维埃政府拒绝承担其前任政权的债务，这一行为正如伦敦方面所抗议的，是对“国际法基础”的挑战。

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罢工是亲布尔什维克的，在俄国发生的激进事件使得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都与列宁保持距离，他们的目标是民主制度，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没有承认同盟国与乌克兰签订的条约， 2 月 10 日，他宣布“不和不战”，然后中断了谈判。在彼得格勒，人们对此表示欢迎。如果说，托洛茨基并没能实现“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这个 1917 年时的巨大希望 —— 他也至少在没有明确承认失败的情况下结束了战争。

列宁想要通过《布列斯特条约》来争取时间的决定显然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原则所遭受的最严峻的考验。虽然德军兵临城下的威胁使列宁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大多数的支持，但现在，围绕是否承认条约的问题，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

在这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历史时期，列宁坚持认为，当人们已经准备好要为革命进行自我牺牲的时候，清醒的头脑与严密的分析是难能可贵的。

列宁只承认一个历史事件与自己的党有关系： 1871 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今后党的名称应该反映出这让人骄傲的传统。当自由主义者还在虚伪地谈论普世人权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权应当明确，“自由与民主”“不是针对所有人的，而只针对工人和受剥削的群众，是为了将他们从剥削中解放出来 …… 等待着剥削者的只有‘无情的镇压’”。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历史不讲逻辑的一个证明，是一个绿洲孤岛，是智慧女神弥涅尔瓦（ Minerva ）一次离奇的安排。

美国将如何决定呢？当围绕《布列斯特条约》的斗争来回摇摆的时候，华盛顿方面以国务卿兰辛为首的一群有影响力的人对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与列宁所想象的完全一样 —— 布尔什维克是美国天然的意识形态敌人，必须被消灭。兰辛准确地观察到，在俄国逐渐“浮出水面”的，是“在很多方面比独裁还要可怕”的东西 [15] ，沙皇的暴政是“愚昧无知的”，而列宁的却是“头脑聪明的”。

与列宁一样，威尔逊没有承认让他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力量 —— 日本可靠的议会多数派，这些人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国家摆脱与西方进行海上斗争的暴力幻想，而与美国达成和解。

在乌克兰，与在革命的俄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获得民众认可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农民拥有土地。1917 年夏天，全国对贵族的土地进行了再分配。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农民把大量选票投给了承诺未来农业将建立在村庄基础之上的党派：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在对付布尔什维克方面是很好的盟友，但它的土地政策直接违背了同盟国的利益。为了尽可能增加可供出口的粮食余量，就需要在市场导向的大面积农庄里进行集中耕种。

如同在日本一样，民选政治家发挥了自己作为安全阀的控制作用，遏制了德国帝国主义者过于激进的想法。尽管声名狼藉，其合法性也不堪一击，但《布列斯特条约》还是成为阻止战争进一步激化的主要防线。讽刺的是，在这个极不稳定的平衡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