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月六日的午后再一次见到他。
与头一回期待中场景的样子不大一样。不过倒是明白了年纪，至少要长我五岁。他先是叫住我，因为不知道我的名字，只礼貌的用“姑娘你好，请问......”来开端。我当时失了神，恍惚的站在原地没有应答。
他便重新问道:“请问中山路该怎么走？”
他不带口音，是挺标准的普通话。语气里的亲切，使我心生好感。
“从这里往前，再过两个街口，右转一直走就是了。”我在尽力地摆脱自己的口音。尽管我就是本地人，却觉得在他面前，我也是个刚到不久的外地人。
“谢谢你。”他微微点头，转过身子迈开步径直走去。
我往他的方向看了数秒，撤身走回小区门口。我在想他是否会把路上岔出的巷子误认为我说的一处街口，我到底有没有说清楚出了街口是左转还是右转，他转过弯能不能认得已经快磨光了漆的“中山路”路牌。
如此想着，不觉过了五六分钟，这约是到中山路的时间。
我所在的小区有大半房子都是用来出租的。按照我的分界，四楼以上到七楼算是短期出租，而四楼以下是长期。不仅是为了长期租客的舒适感，房东们要考虑到上楼的辛苦，更是因为起初搬进来时，长期租客的东西比起短期租客的要多的多。
他是住在我对楼里，众多租客中的一个。三月末的一个早晨我第一次看见他，他从对面四楼的长廊里转向楼梯，下楼。我记得很分明在我窗户的余隙中，出现一个穿着浅灰色外套的男子。他的步子和我后来看到第二次时一样的稳实，那走路的样子让人觉得很舒服。
每年的四月中旬里，我的皮肤都会感到有些不适，时不时会有小片的红肿。我向来也不在意这些红肿是否会影响我的整体形象，我没有注意过，也没有人注意过我。可今年让我感到尤其幸运——它们从来不在我的脖子以上出现。光是这一点就让我窃喜了好一会儿，它像是一个不雅的秘密却刚好无人发现得了，任由我的挥霍。
在四月剩下的日子里，我和他几乎每天都能碰上一两面。有时是在早上出门，或是在傍晚回家时，若再能有机会，便是在旁边和平路的小便利店里面。我和他是不存在嘘寒问暖的，自然更不会有别的什么话题可聊。我生得有点矮，要比实际的年龄看起来小，与他碰上了还觉得不说话才是正常。所以但凡我遇见他，我都是怔怔地将步子慢下来，而他会带着一个很浅看不出情绪的微笑，在缓和气氛的同时也给我一个台阶。不要以为会突然有什么进展，每一天都好像被刷新过。他的步子、眼神、嘴角的角度、稍微点头的幅度一定是被计算好的，不然为什么没有一点儿变化。
接下来是慢慢热起来的五月，那种想要躁动的情绪和未敢声色张扬的压抑一并存在。
整个五月我都很少见到他。先是我自己的编辑部闲事多了起来，再是我的表妹闹着来玩，在我这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为了增添伙食也为了可能会碰见他，我都怀着愉悦的心情去往便利店。然而一次也没有。这有一点在我的意料之外，却在我能接受的情理之中。
终于，在十六日的傍晚我看见了他从外面回到小区里。依然是平稳的步子，片刻不缓的从楼下一直上到四楼的长廊，这使我感到无由的欣慰。
突然地，他似乎想起什么，停住步伐，转过身又往楼下走去。我连忙将整个人往后一收，担心着若他抬起头就会看到在对面五楼我这个所谓的“偷窥者”。一想到“偷窥”这个词，我羞赧地红起了脸。我很笃定我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可是倘若以一个旁人的眼光来看我，恐怕是要招来嗤笑和白眼了。
他带着两盒牛奶回来了，在透明的塑料袋里摇摇晃晃。这打断了我刚刚的羞怯。我好像看到他熟练地拆开牛奶盒，不像我手忙脚乱的每次都会漏出若干在桌上，又得用纸巾擦干。然后他将牛奶倒入干净的玻璃杯，刚好一整杯。他不是整个手一把握住玻璃杯，只是用五个指头一齐按压，轻逸流畅。他的手可真好看。
我在闻着若有若无的牛奶香气中醒过来，头一次会觉得牛奶那么好闻。可我竟全然不知我半靠在房门前睡着了。拖起沉重的身体，我准备开门进去，左手已经蜷缩得麻酸了，我只得换不熟练的右手开锁。
我疑惑着我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难道我刚刚并没有真的见着他？这是我到现在仍然不分明的事。
在五月末见到他这是我可以确定的。每个月的27日我都要去编辑部交稿，回来的时候我去到便利店购置一些桑葚，一大串一大串的让我感到满足。他正好就在里面，我辨不清他小篮子里具体的东西，但可以看见有两盒牛奶。我始终在距离他十来米的地方，小心翼翼的跟着。
那天傍晚很安静。我大概数好时间，直到远处传来他关门的声音我才回到房里。
六月里的阳光真像是中了邪，温度虽不是太高，但只要暴露在室外数分钟，灼热难当到整个人都几欲炸裂。
那段时间见过他好几面，还是礼貌而有距离的微笑，还是没有更多的语言。不同的只有他加快的脚步，似乎赶着些急事。
暑气浮绕，炎夏将至。
我第一次按下这一年风扇的开关，桌上映出我头发的飘飖的影子。我推掉编辑部其他的杂事，将桑葚和一盒牛奶置于桌前，拿起笔开始写作。我一会儿困倒，一会儿爬起来继续写。
我没有再见过他。
丁酉年腊月廿二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