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这是余华在其小说《活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成为徐福贵悲惨人生的缩影，同样也成为了这一群中年妇女半生以来最无言的写照。
2010年的早春，东北吉林市还是笼罩在寒冷之中。与之相映的是劳务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放眼望去，拥挤的人群如同蚂蚁一样，穿梭在各种招聘广告之间。这里有20多岁的年轻人，也有正直壮年的青年人。2010年的中国，正值飞速发展时期，因而这里从不缺少人力和工作。
夹杂在这些人流中的还有这样一群人，她们似乎已经被这个偌大的市场所抛弃。她们跟随者人潮走走停停，所期望的也只是糊口工作，但大多数时候也只是失望。
下午，结束了一天忙碌奔波，她们这样一群人不约而同的聚集起来。拖着疲惫和饥饿的身子来到劳务市场旁那个昏暗、逼仄的小旅馆。
这个小旅馆成为这样一群人最后的安歇地，而她们拥有的地方也只有这不大的床铺罢了。但对于她们来说，在这个广阔的土地上能有这小小的地方生活已经足以，而这仅需要每天两元的住宿费。
小旅馆里没有男人，仿佛就像西游记里女儿国，但生活在这里的女人们却谈不上什么美丽的容貌，她们只是一群年老色衰的中年妇女。
小旅馆的老板叫孙世清，人们都叫她孙二娘。
孙二娘管理这家旅馆，也同样照顾着女人们的生活起居。她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是个女强人。她对这些住在这里的女人一直很“吝啬”。手机充电要交五毛钱的电费，用水要限制水流。但生活在这里的女人们从未有半点的怨言，一旦她们生病没有钱或者吃不上饭了，孙二娘总是慷慨地拿出自己的钱来救济。
虽说是旅馆，但房租只有两元，孙二娘并没有多少可观收入，但她依然没有涨多少房租，她只是想为这群女人提供抵御严寒的栖身之处，也想聊以慰藉自己苦难波折的半生。
孙二娘今年58岁，在30多岁的时候丈夫跟别人出轨。倔强的她选择离婚，带着儿子独自生活，在劳务市场打着零工度过艰难的日子。后来生活有所好转，看到劳务市场上许多离家的妇女便想到开起旅馆来。
就这样，这个拥挤不堪的旅馆成为了漂泊在外的中年妇女们仅有家。
在这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中年妇女，她们大多已经过了“精壮”的劳动年纪，有的已经六七十岁了。虽然她们都来自东北各地，但却都有共同的身份——她们是一群被社会、家庭所抛弃的边缘人。
尽管2元的宿舍的生活环境比起其他旅馆差的很多，但她们选择住在这里，有的甚至已经待了七八年。
62岁的方淑珍就是其中的一员。
20岁时她嫁给了同村长她十三岁的男人结了婚，但婚后的生活并没有给这个年轻的女孩一丝甜蜜，她的丈夫整日吃喝嫖赌，打骂她。在48岁那年，丈夫嫌弃她年老色衰，然后将她扫地出门。
可是为家庭操劳了半辈子的方淑珍已经不适应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了。在这个繁忙的劳务市场里，她只能做简单、低薪的工作。她跟着工程队倒灰，给老人院的老人端屎倒尿，但随着年纪的增大，她的机会越来越少。她现在的日子过得越来越难，每天只能吃一两元的花卷就着咸菜度过。她有两个儿子，但生活都不尽如人意。她没有办法只好出来想着能帮她们减轻负担，看到二儿子生病，她辞了职想去照顾他，可是却被扫地出门。走得那天，她哭得很伤心，觉得自己的半辈子过得很失败。
但她依然爱着她的两个孩子。大儿子曾经来看过她，虽然方淑珍知道他只是来要钱的，但作为母亲她心软了，还是掏出了自己仅有的100元钱。
想到未来的生活，方淑珍脸上只有无奈。她常和同居的姐妹们唠叨，自己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命运如此苦。最后她在四十多岁那年选择信仰基督教，而教堂也成为她唯一能与世俗宽解的地方。
面对生命，方淑珍显得更加得无所谓了。她已经为自己谋划好出路了，只想一个人安静的死去，不想打儿子们的生活。
在旅馆里还有很多像方淑珍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前半生为了家庭付出了一切，而后半生却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而发愁。曾经的家庭与生活如同梦一样虚无飘渺，她们也曾像小女孩一样憧憬着未来，如今只剩下孤苦的肉体漂泊在这个拥挤的2元宿舍里。
就是这样的一群女人，她们奔波了半生，也输掉了半生。在时代的洪流下，她们无能为力，她们已然被规则和情感所抛弃，成为果戈里、契诃夫等人笔下的“小人物”。她们是社会的透明人，却在努力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这个2元宿舍，就是这群中年妇女最后的“家”。在寒冷的冬天，她们彼此取暖，互相告慰着曾经饱受风霜的心灵。
就像纪录片导演戚小光最后说的：
“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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