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过几次这样的心情。

我初中毕业后离开家去一所高中上学踏上汽车时的心情：我终于可以离开家，不用再听我的父亲的喝骂和呵斥，不用再看兄姊们的唇枪舌剑，不用再面对母亲的怨愤和哭泣。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不知道汽车的门在右边，颠颠地跑到左边，让嘴里叼着半截烟的司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还有我高中毕业后踏进大学校门的刹那：我终于可以马放南山，可以不用再背那些条条框框，可以不用和我的同学暗暗较劲，终于可以读我喜欢的书，爱我喜欢的人，睡我喜欢的懒觉，可以不用再每天懊悔自己睡的太早起的太晚了。

再就是我穿上嫁衣的那一刻。

我终于很快地发现我们相交的只是我们生命的触须，生命的根依旧凄然无助。几年后，我又出发，去了北京。

又几年之后，我又出发，来到了这里。

到了这儿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陌生的大街上，把自己教导得心情颇为不错：我终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不再需要屈从于周围的环境了。我是逃离了角色负担的快乐的看客。我的窃笑声被嘈杂的街道淹没，曼谷空中铁路上的列车隆隆驶过。

当时我没有想到，日后我真的成了别人生活边上的看客。我早就经历过逃离一种角色是一种快乐，而现在又体会到不能投入于角色则是一种痛苦。宋干节（泰国的春节，以泼水表示吉祥和祝福，其实无聊取乐的成分居多）结束后，我终于决定回家。在人家的这个年，他们感受的是快乐的水花，而我蒙受的是浑身精湿的沮丧。

我决定在宋干节后回国的事，用我老板的话说：“这么突然”。每个人都有太多的对于别人来说“突然”的事。比如说突然离婚了，突然死了，突然变了，突然这样那样了……其中的过程只有自己知道有多漫长。我忽然想起我的一个同事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名叫《白牙》。忘了故事是说一个爱讲话的女孩觉得自己太饶舌，还是自己的言论不被办公室里的同事重视，总之她下决心作个试验，来个半个月不开口说话。于是他天天在同事们的谈笑争论声中拼命按捺着说话的冲动，憋啊憋的，总算忍到了她预定的期限。那天她一去了办公室就问他的同事们：你们发现我最近有什么变化？同事们你看我我看你的一脸茫然，终于一个同事说：噢，你的牙变白了。

做出再次出发的决定之后，我又欢天喜地地逃离了我的不能投入于角色的生活，暂时地把自己从一个不快乐的看客变成了一个快乐的看客。我坐在ROBINSON的冷饮吧里看着窗外骄阳下的人流大吃刨冰，直吃得嘴都木了。我庆幸我来的是曼谷而不是北美的一个什么城市，否则在有呜呜咽咽的风声的窗户里体味“难将息”与在大汗淋漓中吃冰激淋，对凄清冷寂的感受定会大不相同。

这个季节，我的家乡也已经春暖花开，是回家的时候了。我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家。我想着我童年时的家，想着我和石有过的在小城的家以及我和杰在北京的家。我不知道应该先回到哪里。

“还是北京好啊”。坐在从首都机场到城里的机场大巴上时我心里这样说。此刻的长安街在我的眼里真是无与伦比的宽阔、气派、亲切。我可以吃上价廉可口的中国菜了，我的皮肤可以感受凌冽的空气了，我再也不用用我半生不熟的英语和那些异族人比比划划了，我可以和我的同胞海吹神聊了。

□明的位置

我们还是善良的，摘下面具做自己想做的事时惶惶不安，而回到早已厌倦多时的无奈的生活里却怡然自得。因为那是他的位置。我也有我的位置。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明是我的半个男友。

大家都说他很成熟。有一次我和女友沈昀谈起成熟的话题时,她说成熟的含义就是：越来越不仗义、越来越不不具有忠诚，越来越重色轻友，越来越多的欲望，越来越小的胆子，越来越患得患失。我想我也是越来越重色轻友了，否则我回京后第一个联系的人怎么是他而不是沈昀。

我找了几件性感的内衣，脚底生风地出了门。

我们选择了一个海滨浴场。这个季节这儿冷清得有些荒凉，但是我们对此很满意，寂静无人，不会有任何的打扰。不用说所有的餐馆都关门了，这个我们也不在意，我们买了好多的水、啤酒、饮料、方便面、面包和饼干，就象两个要过冬的老鼠。从我们见了面就一言不发，直到我们进了那个房间后身后的门“砰”的关上，此前我们都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兴奋。他坐在沙发上开始抽烟，我坐在床上看电视，梦想里色彩斑斓的帷幕正在缓缓地拉开。

早晨没有起床。沉默中我感到一种冷清和索然，我想他也一样感受到了。

“说点什么。”

“说点什么？”

“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