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说“理上明，事上磨，境上练”。今天就讲讲这个“事”。在阳明先生的那个年代，我认为这个“事”与一般的事是不同的，它不是一般的事。
在古代，人群都有阶层划分的，从高到低依次是“仕、农、工、商”。从这个划分可以看出“仕”是最高，而仕泛指读书人，读书好的可以做官。因此，在古代的读书人，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也即统治阶层。
我们知道统治者不仅仅是皇帝一人，还有下面的和大臣以及基层的众多读书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古代的读书人，都是穷秀才，其实他们都是享有特权的，即使是秀才也有。
我们经常会看到古人动不动会罢官回乡，似乎他们为了自己的理念而勇于抗争。其实我觉得还是他们衣食无忧，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即使官不做了，回家了，还是一名乡绅，日子好过不说，一般人还动不了你。
就像陶渊明那样的隐士也一样，日子还是过得悠闲的。如果真的像农民一样，为了自己的口腹，披星戴月的在地里干活，可能就不存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正因为他日子不愁，才有那样的闲情雅致。
所以古代的读书人与现在的读书人是完全不同的，古代的读书人，就属统治阶层，在支配地位，尽管有些读书人过得比较落泊。
再看“商”，“商”在古代最惨，从排位来看，他的地位最低，比那些奇技淫巧的“工”还低。所以在当时做生意的，即使用钱也没用，地位摆在那儿，改不了。有钱不能穿好的，有钱不能吃好的，所以他一旦有钱了，必定会拿出整族的资源，培养下一代，让下一代成为一个读书人。
所以，在古代纯粹的商人还是少的。要么买地，成为地主，要么读书，成为读书人，完成他们人生中的跃迁。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阳明先生所说“事上磨”的那个“事”，应该不是类似成为屠夫一样的事，因为你技术再熟练，只不过是一疱丁而已（当时屠夫与现在的地位不同的）。同样，也不是那些关于奇技淫巧的技术活，更不是那所谓的生意经。所以他的那个“事”，应该就是读圣贤书，以争取成为圣人。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那些所谓的“窗外事”，那都不是事，只有读对贤书，才是唯一的事。
当然我们也可在阳明先生的成长过程中，也可推理。阳明先生小时，曾钻研象棋，被他老父痛批，那是“小技”，“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并把象棋扔进了河里，阳明先生当时还做了一首诗，作为记念。
后阳明先生又钻研文章词藻，甚至是佛、道 两家都有研究。《传习录》中徐爱就有记载“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可见即使是把文章写的华丽一点，也不算正事，更何况研究佛、道了。
从这些也可体现出了“事上磨”的那个“事”，就是读圣贤书的事，而其他的，都是不务正业，都不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