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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彩虹飘遍了台湾的大街小巷。
我问审核员:“如果我写一篇敏感话题的文章能推么？”
审核员说：“可以的，能表达自己想法就好。”
那一刻我挺欣慰的，但当沉下心来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有点难过。
就好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挡在一类人面前，他们不足以搬动它，只能选择对外描述困境。没有援助，也没有回声。因为在这个社会里，这样的呼声违背了现存的道德伦理。
高中的时候写社会现象，总是喜欢站在第三者描述。他们受到了怎样的侵害，他们很无助，他们很孤独。
语文老师说，你这样感染力不强，你要写自己。
我能铭记这句话，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戳中了我的懦弱。即使经历过，也刻意站在第三者去写，我害怕别人多想多问，害怕关乎自己的情感重温，害怕网络舆论。
作文的时候，我也时常想，把自己的生活或者家庭描绘在文字里是不是不好，是不是向别人坦然摊开经历与真实生活太裸露。
我想到《皮囊》，蔡崇达记录自己的父亲。
不能坦然摊开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不曾勇敢面对而已，所以我很佩服能够把回忆重温成文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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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21点48分。
也许是因为我们都不喜欢改天，都觉得一说改天就没了下文。
一路上霓虹灯把这座城市照的荒凉，离晚归越来越近，我却笃定了要去远方，我说东钱湖的夜景一定很美，他说是的。
清凉的夜风，摇曳的水草，明亮的北斗星。岸边的灯引出一条踏板路，通往夜里，通往湖里，通往边际。
也许相见恨晚，就是两个人愿意敞开心扉的那一刻，他说他毕生的坚持和个人的理想给我听。我却在每一个里面找到共鸣感。曾经我一直以为，那种理想的力量是属于秘密。
谈笑风生从边缘到另一面的湖岸，从远方的海岸到海中央，从黑夜到灯光，从昨天到今天，从湖面微光到面目的眺望。
他说，你站在我的左边吧。
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的右耳先天性残疾，听不清你的说话声。
我听着虫鸣的唏嘘声，树叶的沙沙声，湖面的波荡声，水鸟的鸣叫声。想象着右耳的闭塞和夜晚空荡的寂静，还有偶尔突如袭来的耳鸣，忽然一阵心疼。
他说，很可笑吧，我是残疾人。
我说，这一点也不好笑。
5月22日夜。
他说，我以为你不会喜欢我的。
我说，你为什么会那么认为。
他说，因为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啊。
我笑，那如果我告诉你，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差劲的人，并且不会被人喜欢呢。
我说，你看看我们啊。你明明是一个很有风度，幽默，健谈也很体贴的人，却总觉得自己很差。而我啊，每当被老师表扬，我就觉得老师真是一个片面的人，他表扬我只是因为对我了解不全面而已。慢慢的，我们也许就真的变得差劲了。
我说，你别孤独，我和你一样有过一段卑微的青春。在人来人往的人群里低着头，在班级成绩的冲刷里毫无闪光点，只是这世界可有可无的点滴。
5月25日21点23分
在操场跑了很久。
我说，我想家了。
他说，那就找个时间回家啊傻子。
我说，我觉得自己从高中到现在改变太多了。我好怕自己慢慢的性格变了，不再是曾经信誓旦旦的那个少年了。
我说，自己慢慢变得敏感，挑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说，你不要怕啊，我在就不会让你变坏的。
他说，你看看你啊，面对不接受的事情，首先要做的不是提出，而是言语攻击。
我说，这是我的缺点，其实他们并不是有意的，而且也许对方并不知道我在意这件事情。并且我突然发现，我对周围朋友也是这样。
他说，这就是之前提及的敏感和宽容。
我说，我其实是个挺刻薄的人。
他说，我愿意包容你，直到你用刻薄把我的耐心一点点耗尽了。
我说，我哪忍心呢。
谢春花唱《我还想听你的故事》：我只想紧抓着不想让它流失/我想我们才适合彼此。
5月28日21点32分
我说，那么你送我回学校吧。
他说，好啊，可你们学校在哪呢。
我说，这我可真不知道，要比谁更路痴可没有人胜过我。
他说，那我们来导航吧。
我依在他的肩膀上看两边迎面而来的树。每棵树都有一盏路灯相伴，他们可真幸福啊。
我说，测速的闪光灯可真亮。
他说，那是警察用来抓人的，像我们这样就要被抓起来了。
我说，你还别说，也许警察也是，他要来了，我们就摆个桌子，喝酒谈故事。
我抬起头看车窗外，为什么我们在村子里，就算我不识路，也不该路过这里。
他说，因为我关掉了导航，乱开的。
我说，那可真刺激，就像我在陌生的领域徒步旅行一样。
他说，我这可并不是为了旅行。
我笑。
我们穿过陌生的村子，路过无人的工厂，目睹礼拜的基督教，眺望暗涌的江面，走过死胡同，到过廖无人烟的宽阔马路。一个转弯驶到光亮的地方，突然到达了学校。
他的故意拖延却让我想起自己。
我说，我在学校孑然一身肯定会想念你的。
他说，那你就多交几个朋友，不要把感情都寄托在我的身上，会让你没有安全感的。
但其实，想念是相互的。它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习惯记录自己的生活，当我翻出上面的这些。我忽然发现，其实这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两个人之间会相遇，会倾诉，会发现知己，会寻找彼此的切合点。会想念，会依赖，会表达想法，会拥抱，会彼此发现缺点帮助对方找到更加优秀的自己。
3
就是这样和平常人一样的生活，为了被社会所接纳，台湾的他们为此奋斗了整整三十年。
1992年王小波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在《我的精神家园》里写，我对这类人群的处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这就让人更加同情。和普通人一样，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是让人敬重。
2013年柴静在《看见》里记录自己的访谈生涯。
她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他们？”
他说：“因为在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无知，把偏见当原则。”
我把这句话摘抄在日记本里。
他说，我们都不能因为社会的不接纳而产生负面情绪，要对世界温柔以待。
我说，是啊，人们本该就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