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控制论
米兰小组的另一项日渐增长的兴趣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控制论研究者海因茨·冯·福斯特（Henz Von Foerster）、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弗兰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所说的“二级控制论(second order cybernetics)”（Keeney，1983）。这一局面已被贝特森后期的思想所预见，只是上述研究者在对控制论革命的含义的持续探索中拓展了这些观点。系统观（systemic view）正变得越来越不同于早期的家庭治疗模式，简直可以被称为二级控制论系统方法，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斯科洛与切钦在临床工作中对运用这些理念的重视（Hoffman，1986）。
区分一级和二级控制论唯一需要记住的至关重要的思想就是观察系统。冯。福斯特（1981）声明，观察者绝不可能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参与对被观察系统的描述。
此外，如果观察者参与了他所观察的系统，也就不存在单独的被观察系统这些事物了。最后，由于任何观察者都是通过文化、家庭和语言的透镜来感知世界，因此导致所呈现的观察产物不会是个人的和自给式的，而是“一个观察者的社群”。
贝特森对此贡献了一个更加耳熟能详的论点，他提出，像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主体与客体这些创造出来的单元和它们的情境代表了一个更大的循环性，叫作“精
神（mind）”，从而消除了这些单元之间的界线。他在谈论的是嵌套的环路，它们永远不少于两层：DNA在细胞中，细胞在身体中，机体在环境中。这一观点反对局部之间的割裂或一方对另一方单方面的控制。
二级控制论描绘的观点可被用于尝试任何一项活动：社会行动主义、生态学、宗教工作、教育等。在此我们很感兴趣的是，这一方法用于家庭系统的工作会是什么景象。或许描述此事最简单的方式可以是：一级控制论把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家庭系统描绘为一部保持内稳态的机器。例如，杰克森基于家庭内稳态概念的模式就是一个例子。在杰克森看来，症状在维持家庭内稳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模式或许优于19世纪那些基于电力或蒸汽等物理表现形式的心理病理模式，但它仍然分离了治疗师和来访者。一个二级的模式则把治疗单元概念化为一个包含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大型集合。只要对病理的假设还存在于一个载体中，如“虚弱的自我”、“边缘型人格”、“有缺陷的基因”或“功能不良的家庭”，这一模式便无法被轻易达成。家庭系统这个概念本身可能使我们全部偏离了轨道。更加优越的做法是，彻底抛开家庭系统的概念，并把治疗单元视为一个意义系统，对这个系统来说，实施治疗的专业人员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积极的贡献者。我们不再说系统制造了问题（problem），而是把这句话反过来说：问题制造了系统。换言之，问题不会独立存在于相互且共同定义问题的“观察系统”之外。
这一立场必然的推论就是，精神科的诊断仅存于观察者的眼中。更糟糕的是，因为诊断带有因果的、因此也是责任的归因，它反而对问题起到了强化的作用，而问题本来应该通过诊断给予友善的解释。米兰方法认为，在一个消极赋义之下，没有人能够改变，至少不会轻易改变。众所周知，在家庭中紧跟着指责或内疚的对抗升级（escalations）而来的危险，如暴力、找替罪羊、躯体化、离婚等。实施治疗的专业人员一旦认同某些事情出错了——哪怕他/她只是为家庭开了这扇门——这个家庭更多的能量就倾向于转移为防御的形式，这就是临床工作者通常所说的阻抗。
从这个视角来看，症状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方式，用于阻止或容纳这些消极对抗升级所释放的力量，因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被看作是服务于这个集体的整体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治疗师检查自身所带来的影响总是明智的——是的，一份生态学意义上的影响报告——需要在同意去帮助个体或家庭进行改变之前进行。
米兰方法的持续修正
多年以来，博斯科洛和切钦的演示和教学以及那些受其影响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地远离了“策略式”时代的工具性模式。小组成员在会谈结束时所做的点评就是例证。在早期，家庭成员会得到“悖论性”的处方，要他们继续保持症状或与之相关的行为，因为这对其他人有好处或对整个家庭是有帮助的。这被称为“牺牲干预”(sacrifice intervention)，如“你儿子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决定待在家里，不去工作，也不交朋友，把自己关在屋里，是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也像同龄人那样走出去，过自己的生活，就会把父母置于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境地。因此，他说‘我必须帮父母做些什么’”等。这类讯息起到的是消极赋义的作用，因为对于这样的慷慨，接受者会愤怒地进行反抗，而给予者会低头躲闪以避免报复。通常，症状就此消失，家庭也就此从治疗中脱落。后来这一干预的版本不再让孩子服务于父母的幸福，或者让
妻子服务于她丈夫的健康，而是开始显得更加“中立”地让所有与问题相关的行为服务于一个共享的前提（premise）、价值观或者神话（myth）。例如，可能会对一个危难不断的家庭说：“似乎这个家里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就是当某个家庭成员需要帮助时，其他成员总是会去救援。但是由于孩子们长大了，有一种家要散架的恐惧，之前的信念可能会成为陈年往事。于是家人不断出现问题，好像在检验大家是否还在为彼此守候。这时候，家里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不再有问题将会怎样。”这一理论表述的作用不仅在于没有人感到受指责，而且它正确地阐释了这个双重水平的束缚：“问题”就在于人们不得不有“问题”。
另一个改变就是把隐含了消极想法的积极赋义(positive connotation）诸如家庭“需要”症状，或者甚至症状是“好的”等，改为更接近于“符合逻辑的赋义”。这包括了治疗师们向自己提出下列问题：“让我们看看问题系统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问题消失，我们可能会看到哪些混乱？在找到替代它的事物之前，我们是否甚至不应该干涉它？”没有必要说问题是有用的、有益的或是有功能的——只是说人们已经对它习惯了，而且这样的习惯难以打破。对那些糟糕的症状表面上的赞许，会被家庭体验为讽刺，而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这一点，它支持提议症状在情境中是如此有意义、情有可原，或许至今都还是必要的。接受了这个想法的家庭发现，想要保持对问题原封不动的看法更困难了，也就从中解脱出来，转而寻找其他变通的症状，用来响应同样的两难困境，但其破坏性却就此减弱。对于这样的提议，没有“悖论”的暗示。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悖论”已经用得越来越少了。
另一项被广泛运用的技术就是仪式(rituals）的设立。这些仪式通常用来处理人们共同参与的双重束缚式的交流。其中一类，用旧词汇就是“悖论式”的仪式，会放大某个特定的互动以便使其爆破。另一类则是把包含同时并且矛盾的指令的互动束缚放入一个序列中。正如贝特森所言，如果你把时间引入悖论，那么悖论便会不攻自破。
第一类仪式的例子，就是努力夸大对一个问题的积极赋义对家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依次、郑重其事地感谢那位有症状的家人存在问题，并举出自己从这种慷慨之中获得的特定好处。这通常会引发强烈而突然的改变，但人们也很容易感到被消极赋义或受到责备。
博斯科洛和切钦似乎更喜欢第二类仪式。他们给出一个指令，彼此对立的两组讯息或意见中的一组在奇数日会被视为正确，而另一组则在偶数日被视为正确。例如，一位母亲同时被要求做她丈夫的妻子和她女儿的母亲。如果她被指定一周中的奇数日只做丈夫的妻子，而偶数日只做女儿的母亲，这一矛盾就会被解开。第七天通常是“顺其自然”。~佩恩：我体会到的就是，虽然这么多的事情在你们四个人面前发生，而且可能在访谈中又错过了一些机会，但这并不影响你们创建一个良好干预的能力。
切钦：我认为这是对小组价值的肯定，当我们四人在一起相互借鉴并且理解彼此的时候，我们变得非常富有成效。
霍夫曼：很有趣。跟一个小组一起工作的过程意味着，当治疗师们开始进入功能丧失状态、并无法通过提问过程得出结论的时候，小组将会提供另一种得出结论的方式。这样当你暂时进入功能丧失状态的时候，就召集小组探讨干预，这将把你带离这一状态。
切钦：有时家庭成功地迷惑了你。你获取了非常多的信息，却无法使之相互联结。你就需要这样的练习或仪式，即小组讨论的仪式，再次找回连贯性。你就是这样治愈自己的。你进入小组会议，不带有任何想法，但你并不担心，因为你知道只要一开始探讨，就会有想法冒出来。这是一种信任。我们从不说：“现在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说：“让我们开始探讨。”于是想法就会冒出来。这是一种信心，通过小组仪式就会得出结论的信心。
博斯科洛：这同样也是一个创建干预的例子。例如，当一个粗略的假设被所有小组成员接受时，就会反复咀嚼，直至其产生意义。
霍夫曼：你们好像是开始于最普遍的分类：一个在神话水平上的描述。然后你们去到群体和单元水平，并针对夫妻设立一个仪式，或给出一个地带，让一个群体服务于另一个群体——孩子帮助父母，正如你们在这里所做的。
切钦：我们探寻干预的时候，是在试图找到一个对家庭适用的逻辑。干预的内容可能会很荒诞，但形式上它必须符合某个逻辑。我们推测这个干预的逻辑会直接与家庭的左脑①相连（如果你喜欢，可以这样想），而荒诞的部分则会与家庭的右脑②相连。
博斯科洛：另一种解释就是，当你找到一个前提——就像“人们必须完美”的那个疯狂想法——就可以在此之上建构一个逻辑，使这个家庭所做的一切皆与这个前提相关。此处我们根据“表现完美”这个前提建构了一个逻辑，把它并入完美父母和完美孩子的神话中去。那么根据这个前提，父母需要孩子，符合逻辑；孩子不会离开家，符合逻辑；有个孩子会精神失常，符合逻辑；治疗应该是无效的，符合逻辑。你也许会说，当然啦，这个前提本来就与常理相矛盾：孩子应该表现好，治疗应该是有效的，等等。但我们所指的逻辑，仅仅用于解释基于上面那个前提的行为。
切钦：此时我们会看到人们所说的“悖论”的确有种效果，就是与常理相矛盾。所谓的“悖论干预”的逻辑是清楚的、有序的、精确的——就像遗传基因在有条不紊地组织细胞结构一样。
博斯科洛：如果你找到了前提，就会非常容易地建立起描述性的见解，它可以把你得到的关于问题的信息组织起来。此外，前提通常是一个关联性的陈述，就像“我必须对自己有控制力”。这个想法控制了一系列的行为。
佩恩：前提的改变就像多米诺效应一样：所有的旧行为都坍塌了，就像旧政权被推翻一样。
霍夫曼：贝特森谈到过一个有适应性的系统中灵活性的好处，他说，你必须找到那些顽固的、自动化的、位于意识水平之下的前提。那么当它们改变时，就像是拉动了一个总开关。
切钦：对。当你成功地处理了位于深层的前提时，家庭治疗中最大的改变就会来临。
博斯科洛：这正是贝特森所说的酗酒者的位置。必须改变这个根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对自己有控制力”。你必须帮助他承认“我对任何事都没有控制力”。如果他能接受这个想法，那么他所有的行为的意义才会改变，他才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对这个家庭比较好的干预可能是去改变这个前提，而不是去接受它，正如我们之前所做的。我们当时应该说：“我们理解为什么父母创造了这个必须完美的神话。他们需要这个神话是因为他们过去吃了很多苦。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神话不再被需要了。他们可能要花上很多时间，也许两三年，才能走出这个神话，忘记他们过去的伴侣。在孩子们等待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应该聚到一起，看他们能帮助父母做些什么。”
霍夫曼：你们对这个家庭做随访了吗？
切钦：据我所知他们没有再到诊所来，所以我们假设家庭没做治疗就处理了那个危机。
霍夫曼：如果当时他们再回来，你们会觉得工作做得不够好吗？
切钦：不会。我们建立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如果家庭不再来，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如果他们真的回来了，就表明仍然处于干预之中。如果你是带着他将会抵抗你并且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希望，对一个行为或事件进行改释，那么我认为这更像一个策略派治疗师的做法。
佩恩：你知道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顾问咨询。这个家庭来的时候还没有治疗师，所以它的性质更像是一个纳入性访谈。
博斯科洛：是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转变成了“转介人”——我在提我们的这篇文章所包含的字眼（Selvini Palazzoli, Boscolo, Cecchin & Prata, 1980）①——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家庭回来约见另一位治疗师，他们也已经不同于我们所见的那个家庭了。他们会成为家庭——加——我们。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转介人通常会介绍一个解决办法或一些新信息，而治疗师则必须把转介人的存在纳入考虑范围。
霍夫曼：很有意思。你在理论表述里包含了治疗情境中所有的外界干扰物。
切钦：是的，但有一点除外，那就是我们不把它们看作是干扰物，仅仅只是社会场域的一部分。另一个深层的情境化的力量是基于一个现实，即，我们访谈这个家庭是作为这次培训会议的一部分，用于展现我们是如何工作和思考的。这个干预对于在闭路电视里观看这次访谈的观众来说，对他们的家庭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我们不是在一群专业人员面前做演示，我们也有可能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干预。
霍夫曼：由于你们的临床理论挑战了许多已被接受的心理治疗思想，所以你们一直在通过提供一种不一样的治疗方法，在专业情境的层面上进行干预。
切钦：的确是这样。我们越来越觉得在一个私密的设置保护下，由一个私密的家庭治疗师约见家庭未免太局限了。我们试图将其纳入现实世界中，纳入公共领域，并将我们的理念应用到医院、家庭、康复机构、社区以及所有我们过去认为不可能有效的区域。现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前沿领域，家庭治疗本身只是一个优良的、开创性的起点。私人机构、小组形式以及其他我们这个流派的标志都对培训或对研究有帮助，但如果我们想把系统式的思想推广到社区，使其广泛流传，那么我们就需要不断革新。中立
中立在米兰小组的理论与方法论中无处不在，它与循环提问和假设就如同一路同行的旅伴。描述它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它的结果。如果问接受治疗的家庭里的任何一人：“治疗师站在哪个人的立场上？”每个人都会认同他/她没有站在任何人的立场上。
中立的概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疑问：治疗师要怎么做到在一个系统中进行干预，同时还能保持中立？那不是自相矛盾吗？显然，他们不能保持完完全全的中立。②不过，让我们考虑把中立作为下面的这种治疗立场(therapeutic position）：治疗师接纳家庭的解决办法，将其作为此时对此家庭来说唯一可能的、合理的并且适合的解决办法。到目前为止，这还不是一个矛盾。根据米兰小组的观点，治疗师们永远无法超前地知道一个家庭应该是怎样的，治疗师们必须起到一个刺激物、一种扰动的作用，激发家庭产生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能力。某种意义上，中立的位置向家庭呈现了一个双重的讯息：它声称，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找到的解决办法都是
完美的，但从现在这一刻起他们进入了另一种互动（即治疗），这种互动将允许治疗师和家庭一起创造其他的可能性，其中可能会产生新的解决办法。
当治疗师们保持中立的位置，他们就从家庭的或好或坏的标签中解脱了出来。
看起来每个系统都有一种正义感分布在每个成员身上。出于此原因，他/她是坏的、好的、生病的、健康的，诸如此类。每个治疗师在和家庭工作时都面对着这些标签。如果这些标签能够被转化为一种过程，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治疗师是中立的。
治疗师们必须视这些标签为家庭的属性，对这些属性要感到好奇、富有兴趣，但不要将其作为应该相信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立充当着道德观念（morality）的对立面。
为了从相信这些标签的普遍倾向中解脱出来，米兰小组发明了下面这个练习。在他们工作的早期他们就决定拒绝使用动词“是”。例如，他们不能说“妈妈是过度保护的”。作为替代，他们要说“妈妈以一种看上去过度保护的方式行动”。或者，他们不说“爸爸对儿子是亲近的”，而说“爸爸看上去在展现与他儿子亲近的情感”。这种练习改变了他们的思考方式，强迫他们以一种关系的方式思考。于是，在思想体系上(ideologically），中立可以被诠释为治疗师以一种系统性的方式看见事物全貌的能力。
B案例
为了看到米兰小组的方法论如何能应用于与B家庭的访谈，我们要更近距离地看看开始访谈的前半部分中几个至关重要的事件。本顾问咨询跨时一年半，它由3次单独的访谈组成，每次访谈都提供了各自独特的考量。
1980年进行的第一次访谈是应S医生的要求进行的，S医生在此前已与B家庭会见过3次。该家庭呈现了他们一个14岁的女儿黛安娜（Diane)的问题，当时她在学校存在行为问题，并且和她父亲也有过争吵。这个家庭觉得黛安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并不寻常，因为直到6个月前黛安娜和父亲还享受着亲密的关系。B先生与B太太都40岁出头，两人还有另外两个女儿：21岁的莉萨（Lisa）和16岁的多丽（Dori)。尽管该家庭将黛安娜呈报为有问题，S医生却对大女儿莉萨更为担心，后者曾有过严重的自杀企图(suicide attempts）—她曾吞食过量的镇静剂并用剃刀刀片割腕。莉萨是母亲第一段婚姻的孩子。在S医生的第三次单独和父母进行的会谈中，母亲透露丈夫有几次企图与莉萨发生性接触，尽管尚不清楚他们是否曾经发生过性行为。母亲对S医生说莉萨控诉她父亲（事实上是继父）自她9岁开始就对她出现了性方面的兴趣。作为例子，B太太提到她丈夫会在莉萨卧室墙上弄出洞眼并通过它们观看莉萨。这位母亲报告她一直试图避免让她的另外两个女儿知道父亲的这件事。尽管这对父母对大部分事情意见不一（包括这一乱伦报告/指控），但他们却一致认为S医生不应对黛安娜和多丽谈及此事。这一对父母对两个小女儿“保守秘密”的禁令阻碍了治疗的前进。S医生还担心莉萨可能再次企图自杀，于是她为该家庭推荐了一次顾问咨询。这对父母同意参与顾问咨询，但有一个条件：无论是咨询博斯科洛医生，还是他的小组成员切钦医生和S医生，都必须同样接受他们的要求，不去谈及这位父亲的乱伦行为。
众所周知，家庭里的秘密常常对家庭有致病作用，并且当其被引入治疗后，它们能够使治疗过程陷入功能丧失状态。秘密是一种强有力的控制方式，不仅控制关系，也控制治疗。如果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成功地给治疗师绑上一个秘密，治疗师不仅会失去自主权，还会失去其中立位置。在本案例中，这对父母的要求同样把三位治疗师都置于同一层面，从而使咨询顾问们的任务变得无效，这个任务就是对家庭和治疗情境都采取一个观察者的位置。
米兰组合决定处理这一秘密的“效果”，而不触及其内容。换句话说，他们假定访谈中的某个时候，此家庭会提供一个围绕着“不说话(no talking）”，或者一个“秘密”，或者一些类似的隐喻的切入点。他们将接受这个机会，并且通过使用循环问题将它转化为过程。他们不会在任何时候请求提供或者揭示这个秘密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这个秘密会被作为整个家庭的一个界线标记（boundary marker）进行讨论。由于循环问题牵涉到整个系统，对秘密作为一个界线标记的讨论将纳入每个人。这一方式打破了让咨询顾问们停留于与S医生同一层面的束缚，并让他们能够获取进行治疗性活动的自由。
访谈开始部分的组织围绕着沟通这个理念——这是该家庭呈现的第一个切入点。循环问题立即速写出了家庭中当下的结盟，并且治疗师和这个家庭一起开始了发展出一幅问题的新“地图”的工作。因为关于秘密的禁令，他们在会谈前（presession）阶段便已预期该家庭将会呈现不说话这一前提（premise）。果然，该家庭马上“谈论起会谈”（talked about talking），并且作为对问题的回应，引述了谁对谁更容易说话，还有谁对谁说话更有困难。
然而，前期访谈时，这个家庭便正确地感知到他们正在谈论不说话的问题，他们便开始阻止提问。咨询顾问们对他们的沉默进行了回应，并且提示：也许家庭中的某些成员比其他人更愿意与咨询顾问们合作。他们呈现了一种可能性，即父母看上去是最合作的，这一点可以理解，而孩子们可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因此合作性可能更低。这一“提示”的结果是咨询顾问们能够在女儿们之间作出区分。母亲主动提起黛安娜和她父亲的关系与六个月之前相比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关键的反应，它容许咨询顾问扩大其地图，将过去包含进来，并对“问题”发生前后家庭的结盟进行对比。这个家庭给予了他一个机会，来创造一座联结今日行为与过去行为、对该行为现在的解释与对过去行为的解释的桥梁。循环问题不仅为家庭引入了新的联结，并且也被呈现为疑问、可能性，以便使该家庭处于一个作出选择的位置，他们会说：事实上，“这个是最适合我们的解释”。
在通向这个家庭过去的切入点之后，博斯科洛继续问谁和谁更亲近。父亲回答说过去莉萨和母亲更亲近。一个新的主题出现了，即两个家庭的主题。莉萨和母亲属于第一个家庭。黛安娜、多丽、父亲，还有母亲属于第二个家庭。咨询顾问们马上开始对这两个家庭如何与问题相联系提出假设。然后，他们将两个假设连接起来——关于不说话的假设与关于两个家庭的假设。事实上，可以去问这个家庭是否“不去说起”存在两个家庭的事实。
在访谈中的这一早期时刻，这个家庭接近于揭示另一个可能更加重要的“秘密”。至关重要的想法出现了。这位母亲觉得其第一段婚姻是失败的，而现在她愿意忍受许多困难来让现在这个婚姻成功。这个想法在访谈晚些时候被戏剧性地陈述出来，当时母亲评论：“我并不认为它（那段婚姻）不成功我就是一个失败者。”
咨询顾问们对此情景的回应是他们的方法论中所独有的。他们感觉到一个围绕家庭之中的“存在（being）”的两难困境，于是转向了“存在式的”提问。博斯科洛问那位母亲：“你认为如果没有生莉萨的话情况会不会更好？”这个问题明确地表达出这一两难困境，因为莉萨对此一直都有感知。有一个提示是她的自杀企图可能与这一未说出口的感知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提问得到了一个独特的非言语行为的支持：当博斯科洛和莉萨说话的时候，母亲的嘴唇会与莉萨的回答同步进行。这一刻便已清楚，告诉或者不告诉，被生出来或者没被生出来，是母亲和莉萨混乱关系的一部分。这是对莉萨和母亲之间的情感纽带的一种描述，这一情感纽带是矛盾的，在同一时间既被确认，又被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