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老师病故了。”一个突然的电话，催得我立刻请假，从深圳飞回了小城。
白老师的丈夫一见我，就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他说：“你老师经常说起你的。”
我浑浑噩噩过了晚上告别式。夜很黑，灵堂的光有些模模糊糊，我只记得很多人来来去去，比隔壁停灵那个当官的还多。多年未见的同学互相招呼着，认识的不认识的学校老师也来了很多，热闹得很。
第二天一早，我踏上主家去公墓的车，车上的大姐再三问我：“姑娘，你真的要去啊？”依小城的风俗，不是亲属的人一般不去山上，尤其是女人，总有那么多避讳。
我不管那么多，点了点头：“嗯，我要最后送一送老师。”
正是上班上学的时间，车总是走走又停停。小城喜欢种白玉兰树，随处可见，花开得正好。天气沉闷，有些小雨，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打着伞。我想，对他们来说，这也不过是很平常的一天吧？
我也有过很多很多这样平常的一天。
初一报道之前，母亲打来电话说：“你们班主任白老师是数学老师，快退休了，这是她最后一届。听说她的班成绩都挺好，她儿子在清华读书呢，你好好学习啊。”
我心里直犯嘀咕：退休？那不得是个五十岁的老太太？
第二天报道，我带着舅舅按班牌找过去，已经迟到一小会儿。教室里坐满了家长，教室外站着几十个学生。我隔着过道上大大的玻璃窗看过去，讲台上站着一个瘦小却精神的女老师，站得笔直，自我介绍说是班主任白老师。
“我妈骗我的吧？这样子……哪有五十岁？”我满心疑惑，又有点欢喜。
在小城里的我并没有什么见识，她就是我见过最有气质的老师。
后来我当了学习委员，就经常出入教师办公室。课间的一小会儿时间，顺手帮忙打个水、浇个花，慢慢就和白老师熟悉了，越来越喜欢她。
当然也不只我喜欢白老师。班长和另外几个同学都很爱在她附近打转，问她各种稀奇古怪的数学问题。我知道他们就是没问题都要找出问题来，因为我也是一样。
通过过道的玻璃窗，正好看得见白老师那间办公室。她坐窗边，我也坐窗边，每天总比别人先知道她来上班了。她喜欢穿白色旗袍，很显身段气质，尤其那件绣着白玉兰花样的，我觉得最好看，一见心情就好。
下课了，我欢欢喜喜把数学课代表收好的作业带过去，她就会说：“来啦孩子？那帮忙改几个作业吧。”一会儿其他同学也用各种理由摸过来，加入批改作业的行列。
“这个题有两种解法呢！我怎么没想到？”
“哎，昨天作业没全对嘿！失策失策……”
语文老师在旁边酸溜溜地讲：“白老师，同学们怎么不肯帮我改改作业？”
我们就捂嘴偷笑，像一帮兄弟姐妹偷了糖，不肯跟人分享。
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白老师终于见到了我的母亲。初中三年的家长会只有我舅舅去参加过，我毕业之后，母亲才辞掉在他乡的教职，回到了小城工作。
“从背后看，你妈和白老师真像。”同学说。
对啊，真的像。教别人的孩子，也把他们当自己孩子。
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我们在一段又一段的时光旅程中飞速成长着。我有了许多许多的老师，但唯有白老师像一朵白玉兰，香味清淡却甘甜，滋润着我的过去。
我们到公墓的时候，正好灵车也到了。公墓的人流程很熟，提醒着各种事项，手脚利索地办好了火化登记。没多久，我的白老师就不存在了。
一起来送老师的师兄、同学和我走到山下，风吹过，玉兰花树落下两三枚花瓣。
“玉兰花要谢了吧？”我问。
师兄却答：“明年还会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