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底，我由郑州回到家中。父母跟我商量办回保定的事，他们说，去兵团的学生已有不少人回了城，如果我想回来，他们就着手给我跑手续。
我说我还没有这种打算，我已在兵团搞了对象，就想在边疆安家。他们没有勉强我。
5月2日，我见到了在外地施工正好放假回保定的好友圆圆。
圆圆比我小几岁，但他十六七岁就参加了工作，所以上班也好几年了。他上班的那个单位叫津电工区，在保定算是相当好的单位了。
这次见面他显得更为成熟了，给我讲了他和他们单位的许多事情。
他说，他们单位是个技术单位，而他又喜欢钻研技术，所以进步很快，已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和领班。
他很有钻研的劲头儿，这我是知道的。文革中我俩都鼓捣无线电，还经常一起交流。他曾给一台没有功放的电唱机，配上自己组装的半导体扩音装置，用来偷听老唱盘。我会的好多老歌还是那时跟着他的唱盘学会的呢。
他说，他们单位承担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前进化工厂的设备安装任务。这套设备是从日本进口的生产石油化工产品（好像是乙烯之类）的先进设备，由日本承建，具体安装由他们单位施工。他就是这次安装施工的领班。
他说，日本的专家告诉他们，苏联也从日本进口了一套同样的设备，也是由日本承建，具体安装也是由当地的企业负责，开工建设的时间和中国的差不多。日本专家希望中方能抓紧施工，赶在苏联前面建成投产。施工开始后，他们还经常给中方通报苏联方面的进度，给中方施加压力。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派往两国的日本专家之间有竞争？不得而知。反正这一下子把这项工程提到了国际斗争的高度，施工现场成了反修斗争的战场。
他作为领班，当然把这事看得很重，没日没夜地奋战在工地。这套设备的安装图纸相当复杂，他一丝不苟，认真研究，做到了然于胸，保证了安装正确无误。
中方将点火试运行的日期确定在了1975年的“五一”。苏联方面听说后急了眼，出高价雇人，搞多班作业，但最终也未能超过我们。
他说，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工人表现得特别棒，非常争气。
安装时许多部件要采用氩弧焊这种新技术来焊接，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工人没有掌握这项技术，要安排大批焊工前来。中方闻讯后告诉日方，不用来那么多人，我们可以培训工人和你们一起干。于是中方专门培训了一批22岁以下的女焊工。女焊工们上岗后，日本人对她们的技能大为惊讶，她们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要领，焊出这么高质量的接口呢！
他说，与日本人一起施工，也让他见识了日本技术的先进，工业的发达。施工中所需的全部安装设备，都是日本人带过来的。他们带来的160吨汽车吊，体积小，力量大，灵活方便，那是真棒。
他还说，在与日本工人的接触中了解到，日本国内的就业压力非常大。有一天，他在土坡边上听到有人哭，过去一看，是个日本焊工。问他怎么回事，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活干完了，该回国了，回去会失业，上大学的儿子会因此失学。
他说，通过这段时间的锻炼，他的组织能力又有了提高，带领小青年外出施工已没有任何问题。
听了这些，我真为他骄傲。人家小小年纪，就在那么大的工程中独当一面，还为反修斗争做出了贡献，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我也暗下决心，一定刻苦钻研，努力成为连里的技术尖子。
大概在5月4日，我离开保定，返回兵团。
回到六师之后我去找了小津。她送给我一张她穿着那件新买的藏蓝色半大衣照的照片，很好看。
连里又根据培训情况重新分了班。分班参考了建筑队的组织形式，有的班就以工种命名，我所在的班主要承担钢筋加工的任务，就叫钢筋班。由我任班长，班里的成员大概有六七个，现在能记起来的有大冉、大邱、树华、大杨。其中大冉、大邱是我们老4班（原钢筋混凝土班）的成员，树华和大杨是新人。
那时我们连在新连部北面盖的那栋房子已经竣工，连里安排我们班住进了那栋房子。
树华是1972年夏天从53团调入我们连的。和他一起调入的基本都是8连的，但他是团部的。树华是天津知青，高个儿，又白又精神。他看上去挺精明，其实没什么心眼。
他喜欢曲艺，没事儿就在班里唱几嗓子。主要是唱天津流行的京东大鼓，唱得最多最好听的是《送女儿上大学》。他也说快板，经常说的是《大实话》，听着挺有意思的：太阳一出照西墙，西墙底下没阴凉。没有云彩不下雨，下起雨来没太阳。夏天热，冬天凉，冬暖夏凉住北房。天要热，爱出汗，越凉越想上茅房……
我还听过天津知青唱过一个京东大鼓的段子，那词挺怪的，其中有“老倭瓜变成了独头蒜哪，尿憋子变成了聚宝盆那哈”，但已不能确定是不是树华唱的了。刘宝瑞的评书的定场诗有“种黄瓜或变成独头蒜，老倭瓜变了狗头金”的句子，但刘宝瑞那是说，天津知青是唱。至今不知这是个什么段子。
大杨是1973年夏天从55团调入我们连的，好像是内蒙知青。脾气有点儿倔，还爱抬杠。
我们班自打成立后就一直面临钢筋活儿不多的局面。师里用到钢筋的工程主要是礼堂，而此时礼堂已完成所有钢筋混凝土构件，建起主体框架，没钢筋工什么事儿了，因此连里经常给我们班派一些杂活儿。其他人都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只记得礼堂上顶子之后架子班人手不够，我去架子班帮了一阵子忙。
礼堂上顶子是由陈副连长指挥的，那是礼堂建设中最关键、最惊险的施工。由于没有吊车等机械设备，要使用倒链（手拉葫芦）上梁。就是将倒链挂在很高的立柱上，由人工拉动倒链将一个个大跨度的三角架梁吊起来，再由站在墙头的人将三角架固定到预埋件上。这种操作不仅难度大，还很危险，好在我们都顺利地完成了，没出任何问题。
礼堂的顶子上好之后，木材厂的人还要吊天花板，这就需要搭建满堂红的脚手架。那时架子班的班长、副班长都已返城，人手紧张，所以我去帮忙。当时大全是班里的绝对主力，我就跟着他学习。
我也配上了安全带，还配了一把拧铅丝的大钎子。那玩意儿尖的一头可以拧钢丝，扁的一头既可作手柄，还能起钉子，别在腰上明晃晃的，可神气了。
大全先教了我怎样用大剪钳做备用铅丝（镀锌铁丝）。那时搭架子都用木杆，连接时就用铅丝绑扎。然后又教了我怎样正确地捆绑木杆。
对这些操作技巧，我觉得只要多练就能掌握，真正考验人的是胆量。6米多高的架子，你要敢于徒手爬上爬下。在高高的横杆上，你要敢于在没有任何保险的情况下从一根立杆走向另一根立杆。在架子上干活儿，你要敢于用一条腿勾住立杆就松开两手去运杆、绑杆。
那时候我的胆子还真大，大全示范之后就敢跟着去做，而且上了架子就和他们一起干活儿。
很快我就干出了经验：要盯着身边的杆子和手里的活儿，不要总看地面。不然，就会头晕、心慌，不敢在架子上待了。
（除战友照片，其余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