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短暂却离奇得难以言表的生活经历，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如今回想起来，它就像是一个阴森恐怖的童话故事，而它居然真实地发生了。有时候，我真觉得难以置信。

    这个“愚蠢的家族”里充满了阴暗和残酷，我不愿意认可它们，我抵触它们。

    我要讲的并非是我自己的故事，而是要讲俄国的老百姓如何在这样可怕得让人窒息的环境中生活、繁衍。

    外公家里弥漫着仇恨的气息——人人都对他人充满敌意。大人之间是这样，孩子们也免不了受到感染。

    后来我从外婆那儿听说，母亲回到娘家的这个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闹着要他们的父亲分家。

    母亲的意外归来使他们闹得更凶，他们分家的愿望越发迫切了，因为他们怕母亲会向外公讨回她的嫁妆。因为母亲的婚姻违背了父命，外公曾一怒之下扣下了她的嫁妆。两位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也应该归他们平分。事实上，他们俩一直吵得不可开交，诸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由谁到奥卡河[奥卡河，穿越下诺夫哥罗德城，该城位于奥卡河注入伏尔加河处]。对岸的库纳维诺去等。

    我们刚到没几天，就目睹了一场争吵，那天大家正在厨房吃饭。

    两位舅舅唰地从座位上弹起来，扑到饭桌上，对着外公狂吼乱叫，像狗一样龇牙咧嘴，来回摇晃着身体。

    外公恼火地拿勺子敲打桌面，脸涨得通红，声嘶力竭地喊道：

    “都给我滚出去，看你们除了要饭还能干什么！”

    外婆一脸痛苦：“孩子他爸，都分给他们吧。分了干净，你也好落个清静！”

    “你给我闭嘴，这还不都是你给惯的！”外公两眼冒火，很难想象一个个子那么小的人可以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声音。

    母亲站起来，慢慢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静静地站在那里。

    突然，米哈伊尔舅舅给了他弟弟一个耳光！

    于是他弟弟大吼一声，一把揪住他，两人便在地上扭打起来，喘着粗气，又叫又骂，打得不可开交。

    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大肚子的纳塔利娅舅妈绝望无助地哭着哀求，母亲架着她，把她拖了出去。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椅子被打翻了。舅舅们终于被制服了：学徒工小茨冈人[茨冈人，即吉卜赛人，以过游荡生活为主的一个民族]。骑在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秃顶的大胡子师傅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镇定地用毛巾捆住了他的手。

    舅舅在地上挣扎，他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稀稀拉拉的几根黑胡子在地板上蹭来蹭去。

    “亲兄弟，你们可是亲兄弟啊！咳，什么人！” 外公绕着桌子疾走，痛心地哀叹。

    争吵一开始，我就吓得跳到了炉炕上，在那里我看到了事情的全过程。接着，我还看到外婆给雅科夫舅舅擦拭脸上的血迹、伤口。舅舅一边哭，一边还在生气地跺脚。外婆痛心地说：“该死的，还那么神志不清！还有没有人性！”

    外公把撕破的衬衫往上扯了扯，冲着外婆大喊：“老太婆，看看你生的这群畜生！”

    雅科夫舅舅出去之后，外婆一个人躲到了角落里，号啕大哭：“圣母啊，请你给我的孩子们一点理智吧！”

    外公呆呆地站在那里，瞪着饭桌上的一片狼藉，低声说：“孩子他妈，你可看着他们点，恐怕他们会对瓦尔瓦拉[瓦尔瓦拉，瓦留莎的昵称]下手……”

    “哦，上帝啊，你说什么呢！来，把衬衫脱下来，我给你缝一缝！”她双手捧起外公的脸在他额头吻了一下；外公的个子比她小，只够把头贴到她的肩膀上。

    “哎，孩子他妈，看来不分家不行了！”

    “分了吧，孩子他爸！”

    他俩合计了很久，起先还和和气气的，可到后来，外公就像只被激怒的公鸡一样，拿脚不停地蹭地。他指着外婆，压低嗓门骂道：“得了，我就知道你疼他们！什么时候想过我！”

    “你应该知道你那两个儿子没一个好东西。米哈伊尔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雅科夫是个共济会[共济会是18世纪产生于欧洲的一个宗教团体。其成员多自由派人物，不拘礼节与习俗，独树一帜。遂演变成骂人的话]分子！他们会把我的家产吃光喝光的，败家子啊！”

    我在炉炕上动了动身子，不小心碰翻了熨斗，一阵叮叮咣咣，它滚下炉炕，掉进了泔水桶。

    外公闻声，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一把把我扯到他的面前，死死盯着我，好像从没见过我似的：

    “谁把你弄到炉炕上去的？是你妈？”

    “是我自己爬上来的。”

    “撒谎。”

    “我没有。刚才我吓坏了。”

    他狠狠戳了一下我的额头，把我推开了。

    “活像你爹！滚出去！”

      我求之不得，飞也似的逃出了厨房。我总觉得外公那双绿色的眼睛始终跟着我，犀利的目光紧盯着我不放，让我害怕。

    记得我总是想方设法避开这双可怕的眼睛。我觉得外公凶巴巴的，喜欢挖苦人、嘲笑人、惹人生气。

    “咳，什么人！”是他老挂在嘴边的话；他喜欢把“咳”这个音拖得很长，令我浑身发冷，很不舒服。每到傍晚的下午茶时间，外公、舅舅和其他几个伙计便拖着疲惫的身子从染坊回到家，走进厨房。他们的头发用带子扎在脑后；手被酸灼伤了，手上还残留着染色剂的颜色，他们的模样活像是供在厨房角落里的那些黑乎乎的圣像。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最危险的时候。外公会坐在我的对面，他和我谈话要比和其他几个孩子多，这让他的孙子们特别羡慕。

    外公长得不错，皮肤光洁，身材匀称。虽然他的绣花绸背心已经有些破旧，棉衬衫皱巴巴的，裤子的膝盖上还打着补丁，但他看上去仍然比他那两个西装笔挺，打着绸领带的儿子更整洁得体。几天之后，他便开始让我学习祷告。

    其他孩子都比我大，早就跟着圣母升天教堂的一个助祭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了。我从家里的窗口就可以望到这座教堂的金顶。负责教我念祷告词的是文静的纳塔利娅舅妈，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眼睛清澈明亮，似乎可以透过它们洞悉她内心的一切。

    我特别喜欢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她会觉得很不自在，会眯起眼睛，扭过头去，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求我：

    “来，跟着我念吧：‘我们的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别问为什么。”她怯生生地朝四下里张望一下，回答道，“会越问越糊涂的。你跟着我念就可以了，‘我们的主……’念啊？”

    怎么会越问越糊涂呢？我不明白。祷告词里的词句似乎都有神秘的含义，既然弄不明白，我就故意念错。可我这位柔弱苍白的舅妈一点也不生气，仍然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纠正我的发音：“不对，是这样，很简单，应该念成……”

    可这些词一点都不简单，她也很不简单。这让我很懊恼，更加记不住祷告文了。

    有一天，外公问我：“阿列克赛，你今天干了些什么啊？贪玩了吧？看看你额头上撞起的包就知道了。撞个包可不算什么能耐。我问你，‘主’的祷告词学得怎么样了？”

    “他记性不大好。”舅妈轻声说。

    外公扬起红眉毛，冷笑起来。

    “如果是那样，那他就得挨抽了！”

    他又转过来问我：“你爸抽过你吗？”

    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没有回答。

    “马克西姆从来没打过他，也不让我打。”母亲回答道。

    “这是为什么？”

    “他说拳头是没法教会人任何东西的。”

    “这个马克西姆，真是个傻子！哦，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吧！”外公气呼呼地骂道。

    他的话让我不高兴，他看出来了。

    “你噘着个嘴干什么？小心点！萨沙星期六就要挨抽了，因为顶针的事。”外公捋了捋红白相间的头发警告我。

    “什么是‘抽’啊？”我问。

    大家都笑了，外公回答我：“等着吧，你会明白的！”

    我躲在角落里，暗自琢磨，终于想出了个大概：“抽”是指把要染色的布撕开，可“揍”和“打”显然是一回事。人们打马、打猫、打狗；阿斯特拉罕的警察还打波斯人——这可是我亲眼所见。可我还没见有人打小孩。

    当然，舅舅们有时会给他们的孩子吃几个栗暴。但小孩子们对此习以为常，摸摸被打疼了的额头或者后脑勺，马上就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有几次我问他们疼不疼。

    他们会勇敢地回答：“一点都不疼！”

    我知道那个顶针事件。

    下午茶过后到晚饭前的这段时间，两个舅舅和格里戈里通常要把染好的布料缝成一整匹一整匹的布，然后在上面贴上硬纸标签。

    那天，米哈伊尔舅舅想和眼睛不好使的格里戈里开个玩笑。他叫九岁的侄子把师傅的顶针在蜡烛火上烧热。

    萨沙听话地钳着顶针直把它烧得发了红，然后他偷偷把顶针放在格里戈里的手边，自己则躲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外公进来了，他坐下来想帮帮忙，他的手伸向了那个烫红的顶针。

    我记得，我在听到吵闹声后便跑进了厨房。我看到外公正疼得嗷嗷直叫，乱蹦乱跳，他的手指头捏着耳朵，一边还吼着：“这是谁干的？你们这帮浑蛋！”

    米哈伊尔舅舅趴在桌上，对着顶针吹气，一边还用手指头拨弄着它。

    格里戈里仍然在缝布料，丝毫不动声色，他的秃头上映出房间里晃来晃去的人影。雅科夫舅舅一跑进来，便躲到炉子后面偷笑去了。外婆找出一个生马铃薯，要把它磨碎做药膏。

    “这是雅科夫的儿子萨沙干的！”米哈伊尔舅舅突然发话。

    “他胡说！”雅科夫大吼一声从炉子后面跳了出来。

    屋子的某个角落里传来了他儿子带着哭腔的叫声：“爸爸，别信他。是他让我干的！”

    两个舅舅对骂起来。

    外公很快就消了气，他把土豆糊敷到手指头上，带着我离开了，一句话都没说。大家都说是米哈伊尔舅舅的错。

    所以喝茶的时候，我自然要问外公是不是要抽舅舅，或者是打舅舅一顿。

    “当然。”外公瞥了我一眼，咕哝了一句。

    米哈伊尔舅舅却朝我母亲拍起了桌子，他破口大骂：“瓦尔瓦拉，管好你的小兔崽子，不然我拧掉他的脑袋！”

    母亲也毫不示弱：“你敢动他一根汗毛试试！”

    大家全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