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国家财政对各省举人赴京考试按例提供一定的车马费,俗称:“公车”。
由于补贴是单程的,考中者又是少数,故大部分不能中进士的举人欲返乡,就要自备回程盘缠,要是留京攻读三年,待下科再考,亦需食宿保障。可想而知,有钱举子既可返乡,亦可留京住客栈,而无钱举子则走投无路,丧魂落魄,其情景十分可怜。
那些已中进士、朝中为官的同乡,为提携后辈,解决举子尤其是无钱举子的困难,邀集同乡中的官宦、巨商、士绅集资在北京购置地产,修建房屋,以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
于是,北京出现了同今天招待所相类似的同乡举子留宿的会馆。
乾隆、嘉庆年间是各省、府、州、县会馆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当时各地竞相建馆,不仅大县建,小县也建,出现了两县合建、三县合建、七邑合建、一县多建等现象。到清朝光绪年间,各省在京兴建的会馆多达500多所,仅浙江省的鄞县在京兴建会馆达5所之多,占全国各省在京会馆总数的1%,创全国各县之最。
但也有些省的州、府却连一座会馆都没有,如山西省大同府、朔平府即是此类在京无会馆的州府。
难怪当年以经商闻名于世的山西省在明清201次科考中竟无一人中状元,而江苏省和浙江省中状元者分别达到66人和41人之多,江浙两省状元合计中全国状元总数的53.2%。这在当时全国十八省的举子科考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是明清两朝江浙两省人民重视文化教育的写照。至于苏州,更是状元之乡。
据统计,从唐代到清末苏州一府共出状元50多名,仅清代就有26名。其中有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祖孙状元、叔侄状元,还有一门五状元。吴县为此专门出版了《苏州状元》一书,这在全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直至当代江浙两省籍院士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所占的比例亦名列全国各省前两名。
书摘:《钱财两面 》 翁礼华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