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14日爱因斯坦74岁生日宴会之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收到一份书面的问题单，他根据这个问题单进行了答复（《74岁生日答客问（报道）》）。
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希望从事科学事业的学生，你要向他提出怎么样的建议呢？”
爱因斯坦回答，“凡是有强烈愿望想搞研究的人，一定会发现他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建议是很难有什么帮助的，只有一个人自己的榜样和对人的激励支持才能有所帮助”。
为什么建议很难有什么帮助？
选择从事哪个行业、哪个领域，类似这样的问题，跟一个人的具体情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爱因斯坦一贯自己做决策，包括读哪个大学，选择物理还是数学。这些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以及他本人对这些领域的理解做出来的。
其他人很难了解你，尤其是你的动机，你对人生意义的看法，你的兴趣爱好，你所具备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帮你分析行业、某一个领域的动向，等等。但是他们在涉及行业、专业这些人生选择上，很难给于你建议。或者这类的建议往往很离谱。
榜样为什么有帮助？
榜样不会给你建议。你的榜样可能是几百上千年前的古人与你不在一个时代，你的榜样可能与你不在一个国度。如果你的榜样足够智慧，像爱因斯坦一样，他们也根本不会给你这样的建议。
但是榜样却能给予你各种各样的启发。例如如何做出决策的启发，例如关于很专业、很技术性的启发。
最重要的是，你的榜样会用他的生命历程启发你。他会启发你哪些经历是必须的，选择什么，放弃什么。什么时候该放弃，什么时候要坚持。对于内心的感受，你最容易在他们那里找到共鸣。
爱因斯坦有榜样吗？他的榜样都是谁呢？
看一看爱因斯坦写过的文章标题就知道了。
《艾萨克.牛顿》
《牛顿的<光学>序》
《在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约翰内斯.开普勒》
《<约翰内斯.开普勒的生平和书信>序》
《<伽利略在狱中>读后感》
《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英译本序》
《恩斯特.马赫》
《对马赫的看法》
这样含有人物名称的文章标题至少可以列两页。
爱因斯坦的榜样不止一位，而是有很多。
最重要的是，爱因斯坦对他的同行——无论是前辈还是同时代的人的理解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是爱因斯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因此，无论你希望走怎样的人生道路，从政、科研还是创业。你对你的同行，伟大的同行，甚至是你的榜样，做过怎样的研究呢？
3.激励和支持为什么有用？
激励和支持或者促进了行动，或者导向了具体的行动。
爱因斯坦珍视他得到的各种激励和支持。尤其是他的伙伴们。
爱因斯坦于1953年4月3日给他在伯尔尼时代的挚友莫里斯·索洛文(Maurice Solovine)和康拉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的回信中写到了他的那段大学毕业即失业的人生经历中，他的朋友和伙伴们相互支持的经历和终生难忘的感情。
敬致不朽的奥林比亚科学院(Akademie Olympia)
在你的生气勃勃的短暂生涯中，你曾以孩子般的喜悦，在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中寻找乐趣。你的成员把你创立起来，目的是耍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们开玩笑。他们这么做是多么正确，我通过多年的细心观察，懂得了对此作出充分的评价。
我们三个成员至少都表现得是坚忍不拔的。虽然他们都已经有点老态龙钟，可是你所闪耀的明亮耀眼的光辉依然照耀着我们孤寂的人生道路；因为你并没有同他们一起衰老，而却象蓬勃生长的莴苣那样盛发繁茂。
我永远忠诚于你，热爱你，直到学术生命的最后一刻，现在仅仅是通讯院土的
A．E．普林斯顿3．IV．53．
这是爱因斯坦于1953年4月3日给他在伯尔尼时代的挚友莫里斯·索洛文(Maurice Solovine)和康拉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的回信。这里译自爱因斯坦：《给莫里斯·索洛文通信集》，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0年，124—125页。本文由邹国兴同志译。标题是译者加的。
据1972年出版的由爱因斯坦生前的研究助手班内希．霍夫曼(Banesh Hoffmann)同秘书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合作编写的传记《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和造反者》(爿Ibert Einstein：Creator and Rebel)中报道，1953年，哈比希特到巴黎访问了索洛文，他们回忆了半个世纪以前那些峥嵘岁月，于3月12日一起写了一张明信片给爱因斯坦。其内容如下：
敬致我们科学院的无比敬爱的院长，
我们这个举世闻名的科学院今天开了一个忧伤而肃穆的会议，虽然你缺席了，还是给你保留着席位。这个保留席位，我们始终使它保持温暖，等着，等着，一再等着你的来临。
哈此希特
我，这个光荣的科学院的往昔成员，当看到该由你坐的那个空席位时，也忍不住老泪纵横。留给我的，只有向你表达我的最微末、最诚挚的衷心祝愿。
M．索洛文
(见《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和造反者》，纽约Viking，1972年，243—244页。)
关于“奥林比亚科学院”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M．索洛文在他编的爱因斯坦《绐莫里斯．索洛文通信集》(Lettres a Maurice、Solovine，巴黎Gauthier-Villars，1956年)的序言中作如下介绍：
1902年复活节假期(在3月下旬——编者)中的一天，我在伯尔尼街上散步(当时M．索洛文是伯尔尼大学的学生——编者，买到一份报纸，发现上面有一条广告，写着：阿耳伯特·爱因斯坦，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生，三个法朗讲一小时物理课。我自己忖度，也许这个人可以向我透露理论物理学的秘密。因此我向广告所示的地址走去。......在我进了他家并就坐以后，我向他说：我是学哲学的，但是我也很乐意尽可能加深我的物理知识，以便获得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告诉我，他在更年轻的年代，对哲学也有极大兴趣，但由于哲学中流行着不明确性和任意性，使他改变了爱好，现在他只钻物理学了。这样，我们交谈了两小时左右，谈得海阔天空。我们都认为我们的思想是广泛地一致的，这使我们相互吸引。当我辞别时，他陪我出来，我们在街上又谈了一个半小时。约定第二天再见。
当我们再见面时，我们又对第一天晚上中断的问题继续讨论，而把讲物理课的事完全忘掉了。
第二天我又去看他。在我们讨论了一些时候以后，他说：“坦白说吧，你不用听物理课了，讨论物理问题要更有兴趣得多。你还是完全不拘形式地来看我吧，我很高兴同你谈天。”所以我就更经常地看他，而我愈了解他，我也觉得他愈吸引我。我对他洞察和精通物理问题的非凡能力很惊讶。他决不是一个卓越的讲演者。……他在解说时讲得很慢而又单调，可是惊人地清晰。为了使一种抽象思想较易理解，他常常利用日常生活经验的例子。爱因斯坦运用数学工具虽然无比精湛，但他常常讲到要反对在物理学领域中滥用数学。他这样说：“物理学按其本质是一种具体的和直觉的科学。数学只为我们提供方法来表述现象所遵循的规律。”
一天，我对他说：“我们来一道读大师们的著作，并讨论讨论他们所处理的各种问题，你觉得怎么样?”他回答说，这个想法极好。我于是建议先读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的《科学规范》(The Grammar of Science)，爱因斯坦高兴地接受了。几个星期以后，康拉德·哈比希特也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哈比希特是爱因斯坦在夏夫豪森(Schaffhausen，瑞土一个州府，爱因斯坦于1901年在那边做过几个月的家庭教师——编者)认识的，现在到伯尔尼来准备学完大学课程，然后去做中学数学教师。爱因斯坦还强调我们三人每天一道晚餐的重要性。食品当然极为简单：一点香肠，一块干酪，一点水果，一盒蜂蜜，一两杯茶。可是我们都极为欢乐，对我们那时的情况来说，伊壁鸠鲁(Epicure)的一句话“欢乐的贫困是美事”确很适用。
我开始认识爱因斯坦的时候，他还是专利局的试用检验员，正在耐心地等待转正。为了维持生活，他必须做私人教师；可是不容易找到学生，而且收入也很少。一天，在谈到怎样谋生时，他说最容易的大概是到人家院子里去拉提琴。我回答说，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拉提琴，我一定学习吉他去给你伴奏。
我们那时的经济情况很窘，但在学习科学和哲学的最高深的问题时，兴趣极浓，劲头极大。在读了皮尔逊的书以后，我们又一道读了：马赫的《感觉的分析》(Analyse der Empfindungen)和《力学》(Mechanik)，这两本书爱因斯坦自己已经学过；弥耳(Mill)的《逻辑学》(Logic)；休谟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斯宾诺莎的《伦理学》(Ethica)；亥姆霍兹(Helmholtz)的一些论文和演讲稿；安德雷—马利·安培(Andree-Marie Ampere)的《科学的哲学论文集》(Essai sur la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中的一些章节；黎曼的《几何学的基础》(Grundlagen der Geometrie；阿芬那留斯(Avcnarius)的《纯粹经验批判》(Kritik der reinen Erfahrung)中的一些章节；克利福德(Clifford)的《事物的本性》；戴德金(Dedekind)的《数论》(Zahlentheorie）；昂利·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La Science et l'hypothese)；以及其他著作。特别是彭加勒这本书对我们印象极深，我们用了好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它。我们也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如索福克里(Sophocle)的《安提戈妮》(Antigone)；拉辛(Racine)的《昂朵马格》(Andromaqae)；狄更斯(Dickens)的《一首圣诞节颂歌》(ChristmasCar01)；以及《唐·吉诃德》(Don Quixote)等等。在我们学习晚会的过程中，爱因斯坦还时常拉拉提琴，助兴不少。
对于长时间的激烈讨论，遗憾的是我现在简直无法描绘出一幅适当的景象。有时我们念一页或半页，有时只念了一句话，立刻就会引起强烈的争论，而当问题比较重要时，争论可以延长数日之久。中午，我时常到爱因斯坦的工作处门口，等他下班出来，然后立刻继续前一天的讨论。“你曾说……”，“难道你不相信这一点吗'……”或者“对我昨晚所讲的，我还要补充这样一点：…”。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一个追寻科学原理基础的英雄时代，我们当时主要考虑的也在这一方面。对于戴维·休谟关于实体和因果性的特别聪明尖锐的批判，我们讨论了几个星期。弥耳《逻辑学》第三编所讲的归纳法，我们也曾长时间地学习讨论。
“我们的科学院”(我们就是这样诙谐地称呼我们每晚的聚会的)的活动的一个特点是：我们都热忱地渴望扩充并加深我们的知识，从而在我们相互之间建立了深挚的友情。同时使我好奇的是爱因斯坦也以同样的热情参加，而且不允许我缺席一次。有一晚我缺席了，立刻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研究基本概念时，爱因斯坦喜欢从概念的起源谈起。为了阐明这些概念，他利用了他在儿童时期所作的观察。他还时常向我们介绍他自己的工作，从这些工作中已可看出他的精神力量和巨大的创造性。1903年他发表了《关于热力学基础的理论》，1904年发表了《关于热的一般分子理论》，1905年发表了十分惊人的论述相对论的著作《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不得不提一提，当时除了普朗克，没有人认识到这篇著作的非常重大的意义。
(以上由邹国兴同志摘译自爱因斯坦：《给莫里斯·索洛文通信集》中M．索洛文写的序言。)
“奥林比亚科学院”到1905年11月停止了活动。那时M．索洛文离开伯尔尼，到法国里昴大学学习。C．哈比希特则于1904年去瑞士东部的希尔斯任数学物理教师。爱因斯坦直至1909年10月才离开伯尔尼。——编者
结论：
你的榜样是谁？或者是哪些人？
你对他们做过怎样的研究？
你的学习小组和你的社群在哪里？
你们在进行怎样的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