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芸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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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夜了，离玉门镇还有三百里。车厢灯光昏黄，鼾声与车轮永恒的“哐当”声混在一起，大多数人都蜷在座位上睡着了。
她却一直睁着眼。火车轰隆着向西，固执地将她从湿润的胶东平原，拽向那个只在信纸间勾勒过的世界——一个有芨芨草、有铁矿山、有开都河的地方。
七天六夜的煎熬后，火车终于喘着粗气，停在一个荒凉得看不见边际的小站。站台的风大得邪乎，卷着沙土往人眼里钻。
矿区家属房还在远处。姥姥带着三个孩子，爬上了一辆通往矿区的卡车。路是实打实的“搓板”，卡车一跑起来便疯了似的颠簸。
人根本坐不稳，只能死死抓住冰冷的扶手。二姨那两条平日油光水滑的长辫子，发梢沾着沙土，随着每一次剧烈的颠簸狂舞，甩在脸上又痒又疼，留下一道道灼热的红痕。
卡车在漫天黄沙里颠簸了很久，终于慢下来。远远地，一个身影从沙尘里浮现，朝着车子挥手。是姥爷。
他身后，矿区的竖井架沉默立着，顶端的信号灯在风沙里明明灭灭，像旷野悬着的一只孤眼。
车子停稳，姥爷急步上前。老二默默地把弟弟往母亲怀里推了推，孩子脸上被辫梢扫出的红痕，在晃动的灯光下格外刺目。
姥姥眯着眼，目光掠过姥爷急切的脸，落在他鬓角——那里藏着一根白发，在这灰黄浑浊的天光下，白得扎眼。
心尖轻轻颤了一下。指尖下意识蜷了蜷，攥住了棉袄上磨得起毛的边角。
她突然想起七年前他离开的那天，也是这么大的风。他扛着不多的行李，在村口回头喊：“回吧，别送了！”
那时没哭。此刻喉咙里却像堵着什么，咽不下也吐不出，只是闷得发慌。她还是没让眼泪落下来。
姥爷把肩上的包袱换到左边，空出右手，很自然地、轻轻地托了一下她的胳膊肘。然后转身，示意她跟着走。
她揽紧孩子，跟着他走。戈壁滩的路布满碎石，深一脚浅一脚。
风依旧嘶吼，但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袄，他手掌托住她胳膊肘的地方，传来一点点微小却坚实的温度。那温度顺着胳膊，慢慢熨帖到心里。
家，还在前头。
风在第七夜的戈壁滩上似乎疲倦了，渐渐沉静。孩子们终于挨着沉沉睡去。呼吸匀匀的，把一路的颠簸都落在了梦里。
姥姥目光穿过玻璃窗，望向外面无边的、黄褐色的天地。七个日夜的火车，三千里的颠簸与焦灼。
她从树木葱茏的胶东，走向这片干涸得裂缝的西北，就跟老槐树的叶子似的，被风一刮，连飘到哪儿都由不得自己。
旧衣裳上的补丁针脚，还留在指尖的记忆里；棉絮小心裹着、一路带来的鸡蛋，在布袋里安然无恙。
所有带不走的，都成了魂牵梦萦的故乡；所有咬牙带在身边的，便是未知的明天。
当他的手，隔着厚厚的棉袄稳稳托住她时，这一路颠颠晃晃的，心里头悬着的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脚边的麻袋漏了个小口，带来的胶东地瓜干滚出来几片，沾了戈壁的碎石子。
而另一段更为漫长的、名为“扎根”的旅程，正从这条碎石硌脚的戈壁路上开始。
夜风吹过矿架的铁骨，发出轻轻的嗡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