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那个“诗意的秋天”
• 张卫东 •
那是一九九七年初秋，我的《张卫东诗选集》（1990——1994）就要出笼了。此事不经意的由刚调入《星星诗刊》的干海兵带到了绵阳，带到了范倍那里。不久便从干海兵口中得知范倍及绵阳的几位诗友：白鹤林、邓辉、周薇、海融等正打算办一个民间诗刊《终点》（当时还没有这个命名，一切都只是打算），希望我能联络一些成都的诗友加盟，一番思索后，我欣然应允。于是，在成绵两地开始了我与范倍的书信往来……
范倍早年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计算机系。显然这个专业本身与诗并无关联，但范倍却恰恰是这个专业中一位诗的钟爱者。记得当时，他就与康伟、胡君、干海兵、李雪芹等同学、校友热衷于诗的写作和讨论。也许同是性情中人吧，很自然的，以诗的名义，经我的诗友卢枣（当时正在川师进修外语）以及后来的干海兵引荐，我和他们陆续认识了。
不久，这些学子便先后毕业，或分配或继续求学或打工而天各一方。范倍于九五年秋“专业对口”地走上了他现在供职的绵阳师专计算机系的讲台。那以后，我们两年多没有了联系，以为他已终止了诗写；康伟于九四年秋去了北京中国新闻学院攻读双学位。九七年毕业后留在北京走进了《中国艺术报》的编辑部，工作之余仍在坚持诗的写作；而胡君则在厌倦了广元某国企子弟校的教学后于九七年毅然留职停薪来到成都。先在某学校代课，后辗转于几家报社之间，作记者，终日忙着采访、写稿、居所不定，很辛劳、很焦虑、很不容易。近来他暂住在《四川日报》社的招待所（四人一间，上下铺）由于条件所限，房间显得窄而零乱。我去过几次，发现尽管处在这样的境况，他的案头、床上却放有不少诗集、诗刊、诗稿和一些于诗有关的文章，使人睹后不禁唏嘘：条件如此，胡君仍钟爱着“缪斯”。而他本人这两年最感焦虑的就是迫于现状，无法对远在故乡的母亲尽一份孝、无法静下心来从事自己钟爱的写作，这恐怕就是他那首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长诗《幻美旅程》中所表达的某种心态吧。因为同在一城，且相距不远，我与他便多了一些直接交往的可能。胡君为人正直、纯朴、厚道。有次，我和他在成都大慈寺喝茶，当他再次向我谈起这些苦闷时，我顺着他的想法，诚恳而又半开玩笑给他制订了一个所谓“三年计划”——买房及成家；他们中唯一的女性李雪芹据说毕业后拒绝分配来到了都江堰市并开了一家礼品屋，后又去了北京继续求学，据说常和康伟在一起（后来，他们恋爱并修成了正果，成了夫妻），是否还在写诗，暂不得而知；而卢枣则去了重庆，在《四川美术学院》进修了两年油画后回到成都，边画画、写作，边四处打工，后去了成都隍城老妈火锅店作文案，基本稳定了下来；干海兵如愿以偿的成了《星星诗刊》的一位正式编辑并成了家、同时还在某家报社应聘，终日忙于公务、忙于生计，与我难得谋面，并最终没有走进《终点》。后来认识的两位诗友赵岚、陈代云99年从川师毕业后，一个留在了成都打工，一个分配去了广西河池师专任教。唯有我，依然呆在原单位图书馆，在二人世界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什么也没变，只是仍在写诗。
可以说，我们从相识、相处直到今日，诗的因素是主要的。我个人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联系，这样的氛围；需要这样在一起为诗做点什么，并在持续的写作中相互激励、相互支撑。
《终点》的出现，似乎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机会和可能。九七年秋的一天，我收到了范倍第一封关于诗、关于《终点》的来信，那真是个充满诗意的日子。我的自选诗集当时已送交印刷厂（自印），几经周折，快要成书，而我那些日子便时常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区，来到郊外，来到位于狮子山脚下的那家私营印刷厂和厂主商讨有关印刷的事宜。秋天的郊外空气清爽，树叶泛黄并开始飘落，抬眼望去，田原也是黄黄的，还有夕阳下的房舍，也是黄色一片。驱车向前，不时有混合着禾香的风拂面而来，南方的秋收比北方来得要早。是乎季节上的收获此刻与我的心境达成了一致，心里很苦、很累却也释然，同时还夹有那么一丝淡淡的喜悦。“呵，词语间的寻欢作乐。”范倍在信中与我调侃，却是一片执着与真诚。这是“房间里的事情。”是“十分个人化的诗写行为”。但这种“圈子”式的“集合”是必要的。他反驳干海兵认为这样做“会把每个人的写作引入一种模式”的理解，认为就写作来说，仍是“个人化的”、“个性的张扬”，就刊物而言，它属于“圈子”文学，“不过是为了使我们近乎虚幻的写作变得脚踏实地。”我赞同范倍的观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焉能被一本刊物所困”，“为一本非正式刊物的名字所固囿？”
秋天就在书信交谈中渐渐过去了。
冬天来了。记得那是九七年十一月的某个黄昏，范倍第一次摇醒了我的电话，说即将来拜访我，商谈刊物一事。晚上约八点，我在麻石桥车站接到了他，还有随他同来的胡君。范倍依旧那么白晰、高窕、文质彬彬。胡君个子稍矮，肤色微黑、壮实、也是书生气质。那是我与胡君的初次见面。进屋坐定后，我们彼此就个人目前的近况及写作分别作了一些礼节性的问候与回答，渐渐地谈到了刊物及一些与诗学有关的问题。胡君认为中国的新诗发展了几十年，乞今为止仍没有在立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审美上建立起一套站得住脚的，对当下汉语文学写作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系统的诗歌理论与审美标准，认为这是个很重要、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胡君谈得慷慨陈辞。范倍听后却好象有点不以为然，他慢条斯理的说到：“这有什么不得了的，我从不认为该有什么具有说服力的，指导意义的系统的诗歌理论来指导我目前的写作。理论和写作有什么不得了的直接关系，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辩了起来。胡君显得有些过于认真，而范倍又显得有些散漫和调侃。我没有发言，因为一是想到初识、出于礼貌；二是我对这么大的问题还从没想过、还很陌生，当然，我也不具备什么诗学素养来阐释这个问题，冒然开口，可能会辞不达意，胡说八道。但谈到刊物一事，大家却是热切而坦诚的。
一个多月后，我的诗集印好了（收入了我1990——1994年间诗作中的七十余首，由卢枣设计了封面、插图并作序，干海兵作后记），范倍又专门从绵阳赶来成都参加干海兵为我组织的“首发式”。虽然他来晚了，我仍然十分感动（其实，今天看来，收入我那本集子的诗作大多是习作，粗陋而不成熟）。后来，在北京的康伟还在《中国艺术报》上给诗集发了个短消息予以介绍和鼓励。
转眼到了九八年的仲春，仍为刊物一事，我于三月的某个周末和自蓉返绵的范倍、胡君一道去了绵阳。在那里，我认识了白鹤林、邓辉、周薇、海融他们（他们都很年轻、二十多岁吧），对了，还有诗人雨田。白鹤林和范倍的气质有些相似，诗写得很棒，有才气而且比较前卫，歌也唱得不错，人也随和豁达；邓辉给我印象不深，他好象在长虹集团广告部供职，工作似乎很忙，架一副眼镜，就起话来有点冲，有点血气方刚；周薇待人热情、开朗、不卑不亢；海融则有些腼腆、内向，表情中常显得若有所思并时不时流露出一丝忧郁……。诗人雨田四十多岁，他上剃一光头，下蓄一脸络腮大胡子，很能侃。听说他特别喜欢养鸽子，称它们为“鸟儿”。还听说他早年曾当过兵，退伍后又独自云游四方若干载，吃了很多苦，前几年才在绵阳定居下来，现在该市文联供职，担任《剑南文学》的诗歌编辑，九十年代以来作品在海内外颇有影响，并加盟了周伦佑的《非非》，还认得不少当今中国的诗界“大腕儿”。他吹起他的那些诗友，谈到当下中国的诗歌以及八十年代中期诗歌运动的火爆，还有他与官方“诗坛”的较劲等等，滔滔不绝，充满有趣的激情。言毕，让我们这些听者直感叹自己的“孤陋寡闻”，且幼稚而单纯。我对他说：“雨田先生，我觉得一个诗人，不管他的经历怎样，作了些什么、名气有多大，但最终还是要靠其写作实力即作品来说话的”，他表示赞同。据范倍说，他对我们打算办刊一事曾表现出很高的热忱并表示愿意给予支持和帮助。刊物的名字——《终点》（取自于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终点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一句话的喻意）就在这次相聚中基本确定了。刊物被定位为“圈子”文学，既要低调，又要以可能的形式团结“无限的少数人”，使我们个人化的、近乎虚幻的写作得到某种实证，同时，并尽可能的同海内外民间汉语诗刊展开广泛的交流。这个决定我们同北京的康伟、成都的卢枣交换了看法，就当时而言，大家是一致认同的。
由是，我认为“屋间里的事情”、“个人化的写作行为”便可以拿出来放在一起相互打量和审视了。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它或是我们肉体的居所，或是灵魂的栖息地，它由我们各自选择的不同物什或精神元素筑成，因而具有各自不同的摆饰和神密感、各自不同的个性和隐喻。对于诗人来说，它还需借以词语将其构建在纸上并得以在内心的舞台舞蹈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交流，相反，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这种相互解读和交流是重要的、必须的。
五月，应范倍之邀，我约卢枣再次去了绵阳。范倍原准备在绵阳师专为我的诗集搞一个朗颂会，后由于某些客观原因规模被压缩在了绵阳街头的某书店茶房（上一次到绵阳，我们就曾在那里坐过）。我、卢枣、范倍、胡君以及绵阳的那几位诗友，还有绵阳电视台的两位记者和其它几位朋友当时在座。大家选读了我的几首诗，并谈了一些看法。在此之前，我们还应那两位电视台记者的要求，为他们某个栏目的需要，讨论了当时全国票房很高的美国进口大片《泰坦尼克号》，一番热烈的发言后，大家总的认为那不过是一部拍得比较精致、比较好听（音乐插曲）好看（画面）的商业性娱乐片。完事后，我们来到了涪江边的一个小茶馆继续喝茶聊天，傍晚去了雨田家并拉他一起来到江边喝茶闲聊至深夜。虽然，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聚会，但朋友们的热情与真诚，回想起来，实在令人感怀。那时，《终点》98年卷的稿子已基本收齐并敲定。经过范倍、白鹤林等的辛勤劳作，于六月编辑完成，并于七月在成都由我联系印刷成册。
八月初，《终点》98年卷印出来了。范倍和白鹤林从绵阳赶来成都取刊，我们相约在成都望江楼公园小聚，喝茶，谈诗，纯粹的氛围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记得那天到场的诗人有范倍，白鹤林，胡君，卢枣，赵岚，陈代云等。对了，那天，胡君还带来了一位更为年轻的新朋友：尚在成都西南交大上学的高岭，同样的诗爱者，睿智青葱的外表下身体却略显孱弱。那是我与高岭的初识，感觉特别好，很谈得来，由此，开始了我们日后较为频繁的交流，尽管我们年龄相差较远。
又是一个秋天。《终点》98年卷陆续向海内外寄出，不久便收到来自各方反馈的信息，也收到了同样来自民间的各种诗刊，如《故乡》（浙江）、《三只眼》（广东）、《丑石》（福建）、《零点》（贵州）、《城市诗人》（山东）、《现代诗歌》（广西）、《存在诗刊》（四川内江）、《诗镜》（四川广元）、《放弃》（福建）、《亚洲诗坛》（日本）、《原乡》（澳大利亚）等以及一些诗人的个人专集和他们的来稿。这使我们不仅看到了发生在世纪末中国诗界的那一幕幕美丽且悲怆的诗歌场景并看到自身的不足。我们决心将刊物继续办下去。
九九年的春天很快就来到了。成都这边的诗友除胡君、赵岚、卢枣、陈代云和我外，陈子弘（在天府热线供职）、焦虎三（在成都农行任职）两位诗友也先后加盟。记得三月的一天，范倍从绵阳赶到位于川师后面的狮子山农家茶园（那几年，我们常在此聚会、喝茶、聊天。）和我等相聚，讨论《终点》99年卷的编辑事宜。记得当时大家谈了很多，很热烈，既谈到了诗也谈到了人，气氛应当是轻松和谐的。陈子弘那天心情好象格外的好，这是我与他认识九年来第一次和我们出来喝茶，显得特别兴奋，大谈当下世间的种种奇闻怪事，笑哈哈地说我们不妨搞一个“十年后再论汪国真现象”之类的炒作，弄得市场化一点儿，拉点赞助，设个大奖，让那些好事的记者出来吼，诗人出来骂，评论家出来评，很有可能在诗坛再掀一场不大不小的热闹。（当然，这仅仅是笑谈。就平素我与子弘相处，感觉他不论于人于事，为诗为文，都是十分认真严谨的。显然，那天他仅仅是因为高兴而逗大家开心）。而说到《终点》，范倍希望陈子弘能帮忙将其推上网，子弘欣然应允。不久，《终点》98年卷便出现在《天府热线》上。
为了将99年卷《终点》做得更“饱满、丰富”些，范倍打算本期内容除了要有诗歌，还应增加点儿与诗有关的文章或诗人访谈等。于是，他安排我为卢枣的写作与诗歌写篇评论，理由是：我与卢枣认识时间比较长，交往较深，对他的写作应该比较了解。但对我来讲，这其实是“赶鸭子上架”，因为这样的文章我从来没写过，一点儿经验都没有，实在是个生手加外行。但当时那情形，也着实不好拒绝，便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两个多月后，文章初稿终于写出来了，我给它取名《来自画面的折射》（因为卢枣喜欢画画，他的许多诗也与他的画有关，而我个人认为，他的不少诗中画面感很强），我先拿给卢枣看了看，他不太满意，遂按照他的要求改了两次，四月初，由卢枣去绵阳将文章带给了范倍。 可是没想到，围绕这篇文章，我和范倍间竟还起了点小小的误会和波澜……
是啊，99年这个仍然多雨的夏天来的真快啊！
六月某一天，当我再一次就“文章”一事拔动范倍的传呼时，我确信，我已说服了自己。当晚十时许，他从绵阳师专打来电话，寒喧中语气缓和了许多，先是问候，再提出问题。而此时的我已完全收起了头天中午话筒边的锋芒。为什么要固执己见呢？ 虽然，就我而言，写这篇文字，只是想为卢枣说几句鼓励的话，但现在看来，准备是不够的。是的，无论试图从哪个角度进入一个人的写作和文本，切入点的选择都是十分关键的，这不仅涉及到对作者生活及心灵轨迹全面细微的关注、把握和剖析，更体现出行文者自身的学识、素养和鉴赏水平。由此，我应当承认自己的“才疏学浅”，而我本来就才疏学浅。
范倍看出了这一点。几天前的一个雨天，他应成都诗人焦虎三之邀来成都焦家与我等相聚（那天来焦家的还有卢枣、张哮、曲博和我）谈论诗刊《终点·1999年卷》的编辑事宜。记得落座不久，他便对我说：“你那篇稿子（《来自画面的折射》）这次不打算放进去了。”“为什么？”我当时一怔，当着大家的面，为避免尴尬、话到嘴边就转了向：“不用就不用嘛。”而我心里却翻起了波浪。
晚饭后不久，卢枣、张哮、曲博等诸君纷纷告辞、仅余范倍和我。焦虎三引我们来到事先为我们准备的一间单身宿舍，我们就《终点》一事继续谈了起来。
谈话间，范倍再次提到了我那篇文章。他认为我没有抓住卢枣诗歌的主流情结、没有从他诗中的“悲剧性”词汇即情感的脆弱和对现实的恐惧与逃避作为切入点进入其诗中，故整篇文章的诗性分析显得博杂而空泛。范倍的话固然有他的道理，就一首诗、一个人的创作而言，恐怕每个人在对他进行评价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视点，所以对于他的看法我不能完全苟同。就我对卢枣的了解（包括人和诗）十余年来自认为还是比较全面清醒的。我没有那样写，自有我的道理，虽说行文就诗不就人，但我还是唯恐在言辞中伤害了别人。这或许是我的懦弱，但决不等于我没有意识到卢枣诗句中的这种“主流情感”。记得1995年卢枣尚在重庆四川美院读书时曾给我寄来一组诗稿，我读后便给他谈到了这一看法。好象后来他在回信中对此还有些不服气，认为不是那么回事。是出于自尊？还是否认？还是……？当然，抛开个人感情因素来看，我那样写，说明我在于人于诗这个问题上还是缺乏勇气的。为说服我，范倍当时列举了卢枣某首诗中的这么一句：“我用一世的爱/收集眼泪和美。”（具体出自哪首诗记不清了。）说象这类的句子在卢枣的诗中随处可见，几乎成为他诗歌的特质，并认为就人而言，他和卢枣的个性很相似（哪些方面相似、相似到什么程度，他没说。）真正最能读懂卢诗的人非他莫属。同时他也表示他很喜欢卢枣的诗，对其诗歌作过深入的研究并曾复印了其诗作的整整一集。“哦、哦、不说了，我是从卢枣诗中的绘画情结入诗的，视点不同、视点不同而已。”我只能如此对答。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就诗论而言、我的文笔是浅陋粗糙的、思维也是狭窄的。若出于友情呢？当然，严格地讲，文学评论应杜绝友情，但真正杜绝得了吗？所以我希望他能否改改再用，范倍不语，我又不甘心，总觉得他的作法有点过于认真。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那天谈话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三点，焦虎三告退后，我与范倍合衣而卧。
《终点》是一次“圈子”式的集合。为什么？展示一种整体实力？提供一块写作净土和写作文本？凝聚力？诗质？……各种解释显然都是多余的，重要的是行动。实际上，这个“圈子”是无所谓定义和进入的，它存在于无形之中，存在于每个虔诚的诗爱者心中，不过是“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诗写实证。范倍在1997年秋与我初次谈及此事时曾反复在来信中阐述过他的这一想法，并对各种误解作了说明：在各自的房间里以各自的特征和方式将个人的写作进行一次次集合，从而使近乎虚妄的个人诗写行为得到某种呈现和慰藉——即信心的建设。1998年7月《终点》第2期经范倍、白鹤林等诸君辛勤编辑最终在成都印刷完成。寄出后，（特别是上网后）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看，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与认可。感动之余，更觉得种种鼓励后的沉重压力。我觉得完成一次编辑带给我们的决不是释然和沾沾自喜，沉毅、内省、不断地实现新的突破是应抱的态度和努力之所向。那天在焦家谈到《终点》第3期的办刊取向时，范倍认为在内容上应采取低调，诗质应尽量贴近自我的生存与现实。并提出应在无限的范围内，吸呐有限的少数人加盟。我认为不仅如此，还应在形式上对新诗二十年（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产生的优秀文本进行深层次的挖掘、研究、借鉴。是呵，我等凡夫俗子，在庞大沉重的现实面前，生活的窘迫和肉体的消磨带给我们多少不平与无奈，就生存而言，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有时连洁身自好也难以做到。而诗写本身置于现实又是多么的渺小而微不足道呵。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拯救不了我们，而我们却不甘沉沦、不愿缴械（精神上的），但一味将诗写作为投枪匕首、作为发泄的工具显然是浅溥无聊的。从语言和意韵上讲，诗应该是美的。那么面对诗歌我们何为呢？写作的虚妄困惑着我们，强大的现实威逼、挤压着我们。这里，我觉得范倍的认识是清晰的。不错，我们应当捍卫诗歌，担当诗歌的盾牌，尽管个人的努力是微弱的。但对于艺术的虔诚、灵魂的坚守、人性的超越，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就不应当抱怨或懊悔。这也许就是我们办《终点》的初衷吧，尽管这其中的某些认识不乏书生气。
《终点》是“圈子”文学，范倍反复强调这一点。无论在绵阳师专、在涪江边、在成都狮子山、在信中，还是那天晚上在焦虎三家，他都在不断地作着同样的重复，并一次次提出要在保证其整体质量的前提下将它办下去。他谈到了四川广元及成都诗人史幼波、哑石、吕叶、孙文等创办的大型诗歌民刊《诗镜》，认为办得不错，很严肃也很有水准，并认为他们在于人于诗的品格上也很值得称道。希望我们能从中获得启示并学到点什么。那神态既象一个纯真的孩子又象一位严肃老沉的夫子。《诗镜》我粗读过，总的感觉纸张不错，印刷装帧不错，开本也大气，但其内容未及祥读，不好妄加评论。至于那些诗人的为人及品格，由于我与他们素味平生从未蒙面接触，更是无从谈起。但范倍的观点我还是认同的。
质量，是的，任何产品不论质量是难以成器而无法维继的，诗亦然，因为诗也是产品（精神产品）。范倍那天晚上似乎兴致特别好。就我与他相识以来，还从未一次听他完整系统的说过那么多话（为诗歌）。从八十年代中期席卷中国大陆的诗歌运动直讲到九十年代末的诗歌现象以及下个世纪中国新诗的走向与发展趋势，同时不断插入对个中诗歌大家及作品的分析、评价。而谈到办《终点》，焦虎三的谦逊与礼让又让人觉得有些牵强。可能他有他的想法和难处，但至少从表面上看，当时他的心情是热切而投入的。
的确，对于中国新诗二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史实），以往我只是从《诗歌报月刊》、《创世纪诗杂志》、以及道听途说中了解了一些。至于那场波澜壮阔、来势汹涌的诗歌大潮的诸多细枝末节，对我而言，可谓孤陋寡闻。今天听范倍如此一说，加上近年来细读了《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中国作家访谈录》和卢枣借我一阅的《流亡者的栖居》及那套《旁观者》（钟鸣著），似乎才对那场运动有了更全面、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想当年真是大波涌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沙金难辩。而一朝洪波退去、揠旗息鼓后，敢说留下的真金是不多的。而我们办《终点》需要倡导的，从质量和品格上讲，就是这种“金子”精神。不错，当年不知有多少“山寨王”式的诗人或流派在无利可图的诗写中似乎终于悟到了什么，或纷纷倒戈或土崩瓦解、或转入商海沉浮。而少数人却坚持下来了，回到书房、孤灯孑影。他们本就是一批莘莘学子，诗的探求者和守护神，缪斯的信徒。这是他们的造化，也是他们的缘份，他们的不幸和悲哀是这个沉沦的现实和庸常的世俗强加给他们的。十几年的写作告诉我，唯有智慧与勤奋者、唯有在清贫与孤寂面前坚忍不拔者，唯有能承受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挤压者，方能与诗结缘。所以我要说对于写作还要居于幽暗而自己发光。
当然，在具体的写作中，我们说一首诗写得好或不好，我以为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曰内涵（即作品的主题、内容与哲思等），二曰形式（即写作的技巧：语言的张力、句子的韵律、词语的整合、字词的选择等），前者为物，后者为气，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使之物气相托，即反应出作品的魅力与作者的智慧。也许我们从前曾有过那么几首“出色”的作品，并沾沾自喜于别人的首肯，但面对目前和今后的写作，这是可笑和无知的。“终点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T·S艾略特）我们一次次这样开始，其严肃性、严谨性在我们的写作中也就自然扎根并凸现出我们的质量与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写作是幼稚的，面临的前路是艰辛的，过去的赞美是没有什么值得庆幸和窃喜的（更何况它的覆盖面和公允率究竟有几成），我们所要做的是一个个眼前，我们要争取的是永远的明天。况如今是数字网络时代，现代化的通讯技术给今天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极快的速度，也给众多的诗写者与诗爱者提供了更多的交流与阅读的可能。“山外青山楼外楼”，可能的高手多的是，可能的好作品将层出不穷。面对这样的前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呢？由此可见，说服自己多么重要。
至此，想到我那篇《来自画面的折射》于诗于人，实在令人汗颜。试想，如果人们自己在质量的标准与取舍上尚不能达成“共识”，别人又当如何评价呢？如果我们硬要偏执地强调“不再乎他人的评价”而一意孤行，办《终点》的最终意义又何在呢？既然要把东西拿出来，就是要给别人看得嘛。所以，无论从人本的角度还是文本的角度，我们都要不断的抛弃虚荣，说服自己。但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在心理和个性表现以及对事物的认识上都有不同的偏差，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隐密、最珍爱、最敏感、最脆弱的地方，故而要做到客观地评价他人，说服自己确实需要足够的经验和勇气……
七月，当范倍拖着疲惫的步子再次来到成都，我知道，编辑工作已经完成了。他那天看上去很累，脸色很不好。在宽巷子茶园，整整大半天，他几乎没说什么话，面对一厚叠打印成型的印刷稿（200余页，16开本），我们在坐的各位似乎都觉得无话可说了。那天陈子弘没来（打了几次电话催促，他都说尽量争取，然而最终还是没来。最后说是家中来了客人，走不开）。而焦虎三则在为印刷费一事闪烁其辞并提前离去。卢枣、胡君、赵岚等均对我关于费用如何分担一事的提议投了赞同票（费用均摊）。最后仍决定由我出面将稿件送交印刷厂并全权负责印刷。
下午，范倍便支撑不住了。面色苍白、虚汗不止。我遂把他引至家中。晚饭后我陪他去了医院。经诊断为病毒性重感冒，并伴有中暑症状：头昏、高烧（39度）、关节疼痛、全身无力。经吃药打针一阵昏睡后，症状稍有缓解，谁知午夜一阵交谈（与我和赵岚）后又高烧不止，直至天明。妈的，那几天也确实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后来得知，为了编辑《终点》99年卷，半个多月来（当时学校已放暑假）他一直在学校微机房里，每天都是两个面包一瓶矿泉水在密不透风又无空调的闷热环境中，伴着电风扇的旋流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过度劳累加上饮食不周焉能不病？如果说诗的写作应是诗写者灵魂的彰显、精神的高蹈，是生命的搏击，那么范倍为《终点》所作的努力，便是一个例证。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他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的；在眼前这样一个世态，“诗就象一个在寒风中冻坏了的孩子”，“应当用我们的努力”“担当起诗歌的盾牌”。
《终点》99年卷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于八月中旬终于出刊了。真巧，又是一个秋天。这一卷在稿件的征集取舍上有了新的突破，范围有所拓展，整体质量也较之98年卷有所上升。并纳入了部份来自省内外、海内外较为成熟和有一定实力的诗作和文章。如东北的马永波、浙江的小海、广元的史幼波、台湾的黄梁、澳大利亚的欧阳昱及外国诗人特拉克尔和乔依勒的译作（陈子弘译）。尽管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大家的意见有所分歧，并出现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片断，但我仍可以说，合作是成功的。为此，范倍、白鹤林、赵岚、陈子弘、邓辉、周薇、胡君等诸君，还有远在北京的康伟，都有为此倾注了很高的热情或作了大量工作。这里除了范倍，还值得一提的是白鹤林。据范倍后来告知，他当时正面临失去工作，失去生计的窘况，而为了《终点》能如期出刊，却义无反顾，倾其所能，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度过了他人生最为艰辛的时光，而徜徉在诗的、梦幻般的王国，他却如痴如醉，并称之为“享受诗歌”。相形之下，某些出于个人偏见和莫名其妙的恩怨，从个人利益出发而说三道四、出尔反尔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为此，范倍苦恼、伤感了好长一段时间。从他上次送印刷稿到后来顶着烈日来取书时的心情，从他后来与我的交谈中，我能真切地体会到他隐忍的愤懑和苦楚。
我以为人与人相处还是要讲一点真诚和道义的。虽然，我们所钟爱、所追逐的这些不象一套房子、一辆汽车、一叠票子来得那么实惠，那么直接，但人活一世，无论作什么，都应讲一点良知，一点责任，一点宽容，一点爱。这些话乍听起来是乎有点儿虚伪，但却实实在在应该留存于我们每个人心中。
从《终点》99年卷寄出后反馈的信息看，较前一卷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当然也使我们更加感受到来自写作本身的压力，即把我们个人化的写作放在整个写作大环境中来审视，其不断的攀爬和努力是必须的。就此，我与范倍、胡君、康伟等交换了看法。《终点》应是既要立足“圈子”，又要放开眼界，使这种“有限”的努力成为“无限”的可能，真正达到“信心的建立”。是我们当时的认为。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新的正在开始。一些人出去了，一些人又走了进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但“终点”却永远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只是，我们能否继续走下去，走进下一个“诗意的秋天”，好像，我们都在期待着什么。
2000.3写于成都杉板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