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开始作者开启了暑假模式，去到中国西北地区学习汉语，顺便游历四方，途中遇到了很多人和事，让何伟更佳深刻的了解中国的人文和特色体制。何伟作为美国人，在当年的西北还有被几个警察白夜入室强行查护照，这种感觉可能比较离奇，但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很多人的思维和行为确实还没缓过来。
在中国的北方，在这样的乡间地区，到处一片荒芜，生活十分艰辛，风景却也出奇地美丽。在四川生活了一年之后，这样的地方正是我所向往的，跟涪陵那些绿油油的梯状稻田和浑浊的江河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显得迥然相异。延安的空气十分干燥，湛蓝的天空下，延绵着尘土覆盖的群山。
那个暑假，我很空闲。“美中友好志愿者”出资让我们到西安学习一个月的汉语，但要两星期之后才开课，我于是溜达到了陕北地区。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一地区都算得上是现代中国的核心——至少是政治的核心，因为1935年时万里长征就是在这里结束的。从一到达涪陵开始，我就听说过长征和延安岁月，我因此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的过程中，陕北曾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历史资料上我还了解到，这里的土质脆弱只是个假象。这一地区的大小山峦见识过的何止是狂风暴雨，但它们至今依然挺立着。（陕北至今没有完全脱贫呀，任重道远）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入口处有一条标语：“庆祝香港回归，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为了参观博物馆内的陈列品，我花了十元钱。毛泽东的坐骑被做成了充塞类展品，跟他用过的弯刀和鞍子陈列在一起。还有一首毛体特征明显的手书战争诗歌作品，几幅关键的战役地图，以及在延安生活过的重要革命家们的一些照片。游客不多见。那匹嵌着玻璃眼珠的坐骑名叫小青马，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显得有点不在状态。
看着这匹马，我想起了毛泽东到延安时与之结婚的江青，而我也反应过来，有关她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看到。我又回到纪念馆的入口处，一个检票员正在织毛衣。
“毛主席不是在这里认识江青的吗？”我问道。
“是呀，”那位工作人员回答道。
“有没有她的照片呢？”
“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她干脆地回答道，然后继续织起毛衣来。（当时好像已经逝世，肯定会被删掉呀）
枣园公园同样如此，这里曾经是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们的家。刘少奇住过的窑洞里挂着他和他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曾经居住的窑洞里也挂着他和他夫人的照片，但在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里，江青曾经生活过的踪迹已经荡然无存。江青的历史错综复杂，所有有关她的记忆已经全都被抹掉了，窑洞里剩下的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盆、一个书架，以及铺地的石板。窑洞门前，游客们可以穿上共产党人在战时穿着的那种灰布制服，拍下自己的照片。十几岁的小女孩们跨上战马，挥舞着手枪，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后来的游客不会知道那些历史，也避免尴尬解说，评论领导人有点危险哈）
那天晚上，几个警察在午夜之后闯入了我的房间。那家廉价旅馆靠近火车站，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几个警察闯了进来。
事先没有任何提示。我从里面反锁了房门，但警察从服务员那里取来了一把钥匙，一进入房间就打开了电灯。等我坐起身来的时候，床边已经围了五个警察，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不知道还以为抓嫖呢。。。）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吗？”我反复地这样追问着，可他们只是用眼睛瞪着我。“有什么事儿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就这样充耳不闻，只是拿眼睛盯着我。末了，其中一个警察终于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道。
我战战兢兢地取下装钱的腰带，取出护照递给了他。他翻开护照，对着首页上我那张照片看了看。然后，他又慢慢地翻到第二页端详了一阵。那一页上面，除了照片纸张特有的彩色水印，什么东西也没有，但其他几个警察也凑了过来想一看究竟。那个警察又翻到了第三页，那是个空白的彩色页面，可他还是对着它端详了一小会儿。
我的头脑终于清醒过来了，这时我才看清楚，他们几个显得那么稚嫩——几个精瘦的小伙子穿着松垮垮的制服。他们略显羞涩地看着我。我翻到签有中国签证的那一页指给他们看，这倒有些中他们的意，因为那一页是他们看得懂的。他们翻了翻其余的页面，随后微笑着把护照还给了我。（是不是真警察还不知道呢，别是套路呀，幸好人没事）
“没问题了吧？”我问道。
“没问题，”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可他们仍旧直视着坐在床上的我。沉默了好一阵子。
“那么，”我说道，“我感觉有点累了，我该睡觉了。再见。”
“再见，”他们立刻接过了话头。他们又盯着我看了一眼，终于走了出去。我锁上房门，继续睡觉。
我到达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山。我在汽车站的边上找到了一家便宜旅馆。我的出行指南上说，这里仅限中国人入住，但我寻思着，试一试也不会损失什么。我走进旅馆的时候，里面的服务员十分诧异地盯着我看了看。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摆着手，示意我退出去。
“我会说中文，”我这样说道。听到这句话，惊得她的眼睛瞪得更圆了些。过了一阵，她才回过神来，问我要做什么。
“我想住旅馆。”
“外国人不能住这里，”她说道，“你到别的旅馆去住吧。”可她的诧异劲还没有消退，依然彬彬有礼，当大多数服务员无法答应你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这倒让我想到了一个法子。
“这条规定已经改了，”我说道，“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
她的双眼不再圆睁，可她依旧只是在听我说话。我取出我的中文教材，翻到词汇表照着念了起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修改了有关规定，”我念到，“刚刚在北京修改的。你没听到过？至少对老师来说，这样的规定已经修改了。外籍教师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因为我们在中国工作，跟中国人拿的是一样的工资。看见没，这是我的工作证。”
我让她看了我的红色工作证、浅绿色外国人居留证、深绿色外国专家证和蓝色的美国护照。那一摞花花绿绿的证件堆成了一堆，服务员慢慢地翻看着，既充满了敬畏，又有些受宠若惊。中国人对于官方文件具有一种痴迷之情，他们常常会盯着身份证件上我那张洋鬼子黑白照片一看究竟。（哈哈哈，学会了用证件提升地位呀）一份一份地，她仔细察看着，随后才递给我一张登记表，给我开了一间十几元一晚的房间。那之后的暑假生活中，我总会时不时地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几个字眼。当别的法子都不奏效的时候，这成了极为有效的一种招数。后来，我终于领会了我在中文课上记住的这些政治术语的真谛。（搬出官方领导机构出来吓唬人，这一招确实牛，就像套用毛主席的话，其他人不敢反对一样，何伟理解了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