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本是毫无关联的两个事物，却因为毛姆的匠心独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天上与地下，理想与现实，成就了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意象。

当我捧起这本书的时候，读及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为了心中的梦想甘愿忍受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时，会为之震撼。但是在这震撼的背后，似乎又有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在隐隐作祟。

看过许多评析的人说，这就是二十世纪的理想主义，这本小说的主旨，便是向理想至上主义者致敬。对此不置可否，但我仍觉得，这背后一定还有它不一样的寓意。

首先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生活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人思特里克兰德，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太太温柔持家，两个上初中的儿子乖巧懂事，婚姻家庭美满幸福。

然而在四十岁的某一天，这位“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离家出逃到法国巴黎，租住在贫民区一间老旧嘈杂的旅馆里，每日靠摆弄画艺为生。

几乎所有人都无法相信这样一个体面而有身份的银行经理会选择放弃现有的优渥生活，只身一人来到巴黎近乎乞讨地求生。

按照思特里克兰德的说法，他在少年时曾梦想成为一名画家，在父亲的逼迫下学习金融，毕业后来到证券交易所工作。他厌恶了半辈子自己枯燥忙碌的生活，现在，是他该重拾梦想的时刻了。

他的画艺并不精湛，作为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创造力已经比不上巴黎街头那些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了。偶尔会有人想买他的画来怜悯他，都会被他粗鲁地回绝。

他穷困潦倒，他落魄无依，他孑然一身，但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手中的那支画笔。

故事的最后，他只身一人漂泊到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举起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结束了这本该会灿烂圆满的一生。

所有的读者合上书本，然后唏嘘一声：多么高尚而伟大的理想主义。

我沉默了，或许赞颂不该来得太仓促。在读这些文字的同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另一个文学形象的身影——美猴王。

记得前些年曾写过题为《美猴王之死》的一篇文章。

内容已然是忘乎大半，惟记忆犹新的便是这样一个有些剑走偏锋的标题。美猴王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他自由不羁，他桀骜狂放，他冲破现实的枷锁，他实现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实现的愿望。

他成了斗战胜佛，无悲无喜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直至最后，都没有实现所有人渴望的自由。

他是我们的英雄，所以我们愿意一遍遍欢呼“美猴王”。当他再也不会狂傲地在花果山上自封“齐天大圣”时，所有人都失望了。他不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美猴王，他最终还是像现实与权威妥协了。

于是，悲愤交加之下，尚为年幼的我写下了这篇名为《美猴王之死》的控诉。

但是，美猴王真的死了吗？

固然，我们喜欢的，是那个喊着“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美猴王，因为他身上带着一股孩子气的野性，就像所有曾经梦想着改变世界的我们一样。

我们一面懦弱，一面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只野猴子身上，所以当这份期望破灭时，我们失望了，我们愤怒了。

在我们眼里，美猴王必须永远是不惧权威、为正义而战的。

但是所谓的正义又是什么呢？是不顾一切后果无视规则的胡搅蛮缠吗？

就像不会有哪个小丑愿意一辈子博人取笑一样，历经千年，美猴王也该长大了。

他终于明白无法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世界抗衡，他终于选择了和这个世界的法则相妥协。

这并不是一种悲哀。可能很多年前，佛祖也曾不可一世过，但是现在，他静坐在莲花宝座上，看着这个和当年的自己如出一辙的野猴子，并未言语。

因为他知道，这只猴子总会有长大的一天。

美猴王死了，而孙悟空获得了永生。

但是思特里克兰德为了追寻自己心中的月亮，以一种悲壮的形式，真正地死去了。

两者之间，似乎又陷入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抉择。

毛姆在创作《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时，借用了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原型。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印象画派中，仿佛只有足够出格才能被人铭记。

思特里克兰德这样理想主义至上者确实存在于生活之中，有些人名声大噪，更多的人则是湮没于时代的大潮里，在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中忿然离去，留不下任何痕迹。

又或许是东西方文学创作的差异，我相信在美猴王身上，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每个人都是美猴王，怀揣着天马行空的梦想，最后却在现实的爪牙下屈打成招，这便是现实主义的大多数。

我们没有思特里克兰德那样的勇气，但并不代表我们错了。

勇敢地追梦没有错，囿居于现实也没有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与方式，你不能说，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显得更卑劣。是抬头仰望月亮，还是低头拾起六便士，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本身就是两个平等的取向。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仰望月亮之后，再默默低头，捡起地上的六便士。等到梦想被无情地榨干，终于懂得了放弃，转而修补支离破碎的现实。

可总有像思特里克兰德那样的人，将六便士一脚踢开，继续追逐着月亮。

我们无法成为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但可以在低头拾起六便士的同时，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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