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偶然在简书上读到一篇文章《“拗相公”王安石——品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文章内容写得生动有趣，主人公王安石也描绘得栩栩如生。读了这篇文章，我的内心颇有感触，带给我一个全新的王安石，更通过从历史品评人物得失，让我明晰事理。
读史：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王安石，相信妇孺皆知，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成了千古佳句，也为后世文人树立了锤字炼句的典范；而他更是在文豪辈出的宋代，能够成功跻身“唐宋八大家”，可见其在散文领域的造诣之高。除了文学上的登峰造极，在政治领域，他的变法革新也是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可以说，王安石既是历史文化巨擘，更是杰出的政治家，这是千古一致的看法。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一个人的文学才华和治世能力都能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是此文，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王安石。这个“与众不同”，就是他的执拗。
王安石因为执拗，还得了个“拗相公”的称号，可见他的固执己见，冥顽不化到了何种地步——用现在的话说，属于固执癌晚期。作者在文中对王安石的固执刻画主要集中在生活和政治两个方面。如果说，他在生活上不修边幅的执拗只是影响个人形象的话，那么他在政治方面的执拗，则是葬送自己政治生命的“祸首元凶”。这也是文章重点表现的内容。
王安石在政治方面最大的作为就是变法革新，可惜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而他自己也被罢相。从变法时的轰轰烈烈，到最后的黯然收场，作者将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归于王安石的“执拗”。文章指出“王安石改革旨在改变北宋建立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目的是使国家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革除固有的陈规陋习，普惠于百姓，这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是“他的自负、固执、偏执，是他不能接受忠言，不懂变通，才使得绝大多数人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致使最后众叛亲离”。
为了说明王安石政治上的执拗特性，文章专门把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阵容开列出来：宰相就有司马光、韩琦(也是他曾经在扬州的老上级)，元老级重臣有富弼，文学大咖有范仲淹、“三苏”，“亲友团”中有好友韩维，以及自己的两个胞弟。连亲友都“倒戈”，看到这样堪称“明星阵容”的反对势力，其实我们可以预见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一定的。
文中还通过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三不足”的一针见血的评论，以及宫廷门吏郑侠的画的作用，来突出王安石的“拗”的不合时宜。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写的那样，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本意是富国富民，解决积贫积弱的现实局面的，可是变法的结果不仅把权贵得罪光了，而且把老百姓得罪光了，可以说变法搅得天翻地覆，社会动荡，民心不稳，“使得百姓不但不感激他的做法，反而载声载道”，王安石这是“好心办坏事”。文中作者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形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天怒人怨”，通俗点说就是“人神共愤”。
看到这里，真的让我大跌眼镜——文中的王安石，与我多年来印象中的王安石真可谓“天壤之别”。在我的印象中，王安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特别是在文坛巨星闪耀的宋代，他的大名能够流传千古，绝对可以骄傲地横着走；同时，王安石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和理想信念的人，他的失败是反对派太过于强大，是被“绞杀”的，属于悲剧式人物。可是，读了这篇文章，完全颠覆了之前对王安石的看法。他的执拗，最突出表现在面对反对派的态度上，用文中的话说，就是“他听不进任何人的不同声音，排斥异己，打压反对者”。而这种党同伐异的行为，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杨国忠、李林甫、魏忠贤等这样大奸大恶之人才会做得出来，而在治世贤臣中王安石或许是我认识的第一个。
观人：“四世三公”袁绍
文中说，王安石的刚愎自用，让他主持的变法的结果与初衷“南辕北辙”。由此我马上想到，执拗如斯的，恐怕只有三国时的袁绍可以匹敌。
袁绍出身名门望族，号称“四世三公”。“三公”在古代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袁绍出身东汉名门汝南袁氏的后代，家族从曾祖父开始就担任这样的高位，身世煊赫，可谓贵族中的贵族。这个还不算，他诛灭宦官集团，还被推举为讨伐董卓联军的盟主，拥兵百万，雄踞青、冀、幽、并四州，是东汉末年最有可能一统诸侯的军阀势力，一时风头无两。然而，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这个气势如虹、不可一世的袁绍却被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曹操大败官渡，最终“让”出了历史舞台，是一个典型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代表，令人唏嘘。究其原因，就是“刚愎自用”惹的祸。这点与王安石在变法当中一意孤行的做法如出一辙。
袁绍“四世三公”的名望让其收割了一系列当时社会英才，手下可谓兵强马壮，且谋士众多，如田丰、沮授、郭嘉都是一等一的人才，许攸也是很有谋略的人，就是人品不好，但是如果好好安抚也可以为其所用。郭嘉对昔日的老领导的评价是“外宽内忌”，也就是表面宽和，内心猜忌；而荀彧对袁绍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能聚人而不能用”。通俗点说就是“知人而不善任”。如果袁绍能够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想必他的统一大业或许就不会成为泡影。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不可能重来。对于他的执拗，我们可以看看上述几位谋士的下场。
田丰
是袁绍的第一大谋士，其为人刚直，袁绍曾依靠其谋略消灭了另一军阀公孙瓒而夺取了冀州，但后来多次向袁绍进言而不被采纳。比如，田丰曾建议袁绍在曹操攻打刘备时奇袭许昌，奉迎天子，以占据政治上的主动。但刚愎自用的袁绍不以为意，认为皇帝就是个傀儡摆设，没有多大用处，抢过来还得好吃好喝待着，拒绝采纳，结果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良机；后来官渡之战时，田丰又提出据险固守，分兵抄掠的疲敌策略，可是独断专行的袁绍根本不予理睬，执意南征，结果田丰强谏被下狱，官渡之战袁绍果然大败后，第一件事就是杀掉监狱中的田丰。
沮授
又一个悲剧性人物。史书上记载他“少有大志，擅于谋略”，连曹操都爱惜他的人才。沮授在官渡之战被俘虏后，曹操礼贤下士，亲自为其松绑，奉为上宾，礼遇有加，并对众人说：“袁本初(“本初”是袁绍的字)无谋，不用沮授的计策，要不然，我们哪有今天的胜利。”可见沮授的才华出众。但可惜他明珠暗投，碰到的是自以为是、有眼无珠的袁绍，很多良谋都没有被采纳，他只能面对黄河空叹息：“悠悠黄河，吾其不反（返）乎！”官渡之战大败后，袁绍自顾自带着亲信随从八百人仓皇逃亡，却把沮授这样一位大才弃置一边，结果被曹操所虏，因拒不投降并打算逃回袁绍营寨，最终被曹操无奈处死。而沮授被处死后，曹操也痛心哀叹地说“孤早相得(沮授)，天下不足虑。”
许攸
是在关键时刻左右官渡之战的重要人物。许攸原本是袁绍手下的谋士，在官渡之战时也曾提出偷袭曹操大本营许昌的建议，可袁绍不听，恰逢有人向袁绍检举许攸家人犯罪，本身人品就不咋地的许攸愤而转投曹操，并向他献计奇袭袁绍的粮仓乌巢，打破了之前战场的僵持局面，导致袁绍不战自乱，一溃千里，也把“中原霸主”的地位拱手让给曹操。《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情节，就是曹操听说许攸深夜来投，高兴地忘记穿鞋就跑出来迎接。这反映了曹操的礼贤下士，但也从反面映衬了袁绍的用人无方。
郭嘉
史书上称他是“才策谋略，世之奇士”。郭嘉是东汉时期著名谋士，也是曹操“智囊团”的左膀右臂(另一位是荀彧)，他是曹操的首席谋士，在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屡现奇谋，功勋卓著，官至军师祭酒，并封侯。只可惜天妒英才，郭嘉38岁就因病早逝，让手下人才济济的曹操一度悲痛不已，还“三哭奉孝”(“奉孝”是郭嘉的字)，由此可见郭嘉谋略的高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旷世奇才，他最初辅佐的却是袁绍，只可惜袁绍“外宽内忌”，自以为是，导致人才外流，结果才成就了曹操的伟业。
袁绍身边的四个重要的谋士，两个被杀，两个转投曹操，是袁绍的刚愎自用让其自毁长城。同时，面对袁绍这样的领导，却还要“刚直犯上”(荀彧语)，不懂变通，两个直谏的谋士一个下狱被杀，一个遭俘被杀，也和他们自身的执拗不无关系。
明理：执着不等于执拗
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无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还是袁绍官渡之战的失败，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都是他们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而造成的。
正如作者在结尾中所言：“做人做事需要执着，有主见，有追求，但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就是执拗、偏执，害人害己。”执着不等于执拗。执着，是在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上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事业成功的保证。而执拗则正好相反，是在错误的道路和方向上越滑越远，南辕北辙，甚至走火入魔，是失败的根源。有个词叫“执迷不悟”，还有个俗语叫“不见棺材不落泪”，说的就是这个情况。执拗不仅让我们失去朋友，让事业受阻，让名声扫地，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因此，我们须谨记“听人劝，吃饱饭”的古训，对于别人的建议意见要冷静思考，认真对待，仔细鉴别，正确的就要虚心接受；千万不能自以为是，独断专行，听不进逆耳忠言；更不能以执拗为个性，作为思想和行动独立的“标签”！身份如袁绍，才华如王安石都因为执拗而遭遇人生的“滑铁卢”，更何况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