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个月的送外卖过程中，北大博士陈龙渐渐发现自己快到停不下来了。他意外体验到了一种“上瘾”的感觉，或许也就此成为外卖平台“数字控制”下的一个新“俘虏”。

2018年，正在筹备博士论文选题的陈龙，在无数次路过北京中关村繁忙交杂的路口时，注意到了一个群体的存在。

一辆辆疾驰而过、有时甚至是逆行闯红灯的外卖电瓶车，来往穿梭在行人、机动车之间，骑手们边看手机软件导航，边争分夺秒抢时间。而这样的骑手，奔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马路上，每天每夜为全国几亿人口送去热餐食。杂乱中又显得秩序井然。

陈龙脑袋里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谁在控制他们？

陈龙的专业是劳动社会学，而劳动社会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提炼出看似杂乱的外表下的“劳动秩序”。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也为了完成博士论文，陈龙决定“深入虎穴”一探究竟，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亲自感受一把被“控制”的感觉。他加入了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每天送外卖，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了一次“卧底式”田野调查。

从起初太累不适应，到慢慢摸索经验进入状态，等陈龙发现自己快到停不下来时，他已经“上瘾”了，即成为外卖平台“数字控制”下的一个新“俘虏”。

陈龙将自己的经历和发现写成一篇长达 23 页的论文，题目为《“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论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之后，再次引发网络对于近些年不断触及民众敏感神经的外卖行业的关注。

《环球人物》记者联系到论文作者陈龙，对方表示，希望自己的研究发现可以激发网络对外卖行业和资本数字平台更多的讨论，而不是将关注点放在他本人身上。

“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陈龙加入的骑手团队算得上系统中的一支“标兵”。站长曾自豪地说：“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

从2018年3月初到8月中旬，陈龙开启了他长达5个多月的“外卖生涯”。第一天，他累到虚脱，却只挣了72块钱。但很快他就习惯了，一天能跑30、40单，甚至冒出了让自己都害怕的想法——如何能让平台再给自己多派几单。

用陈龙的话来说就是“极限被撑开了”。他亲身感受到了自己对平台的依赖，这是“数字控制”给他的最初感觉，也是刚成为骑手时的“蜜月期”。

但很快，在“极限被撑开”以后，他发现，随着自己的“胃口”越来越大，追求的业绩越来越高，平台与他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大。

外卖骑手与算法平台斗智斗勇的故事，到这里才刚开始。骑手作为人，最擅长的是积累经验。在经年累月的送餐中，陈龙从老骑手那里发现了一个诀窍——“挂单”。

一般来说，平台要求骑手一收到取餐提醒就要去餐饮商户取餐，不得有拖延。老骑手们往往选择不立即向平台“确认取餐”，而是选择“报备”，意思是“这单我可能会晚到”，提前交付少量罚金。这样骑手便不用马上赶往餐厅取餐，而是等待系统派发更多同一方向的订单，收集满几单后，骑手再统一取餐。如果能够按时送餐，“报备”解除，罚款也会撤销。这种方式被行业内称为“挂单”。

但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送餐延误。为防止因送餐延误带来的惩罚，骑手们发现在餐饮商户附近500米的范围内即可向平台“报备”，而不用真正进店。这样，就既能送多单，又不会因迟到而罚钱。

然而，这种做法很快被平台“识破”，平台修补了这个bug，骑手们靠“挂单”多赚钱的方法行不通了。

陈龙在论文中总结：通过“报备”延长因“挂单”而延误的配送时间，既是骑手工作自主性的表现，也是骑手反抗平台系统“数字控制”的体现。

靠捡漏多接单的方式行不通，骑手们只能想办法从争分夺秒的送餐过程积压时间。

陈龙曾经常去人民大学送餐。学校规定骑手们只能从北门进出，但北门有时离送餐目的地很远，他便停下电动车，小跑从一个侧门进入，抄近路，大大缩短了送餐时间。盈余出来的时间，他可以选择休息一会或是多接一单，大大增加了自主性。

可这个自主性也很快被平台“征用”。平台监测到了这个现象后，利用大数据发现这一路段的送餐时间普遍盈余，便会立即修补bug，再次缩短规定的送餐时间。

很快，平台进一步要求骑手们“提速”。2018年6月的一天，系统大调整：缩短所有送餐时间。那天陈龙所有订单都迟到了。不仅是陈龙，那天大批骑手都超时了，许多骑手在微信群里大骂平台。

外卖公司系统大调整的代价由骑手买单。一旦超时，骑手轻则白跑单或者罚钱，重则停号。停号意味着骑手半天至一天不能跑单，还得去做线下培训。

为了避免被罚款甚至封号，第二天，骑手们不得不再次突破极限，更快地奔跑起来。陈龙发现，一切的经验和捡漏行为，在平台面前，都是“小儿科”。平台系统通过大数据总能发现更多可利用空间，从而进一步压缩骑手们的自主性，加强控制力。